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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的犀牛》是年轻的荷尔蒙的作用，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激情时期的产物。浑身的力气去冲撞这世界的坚硬的墙，以坚持不可理喻的爱的方式去对抗世界，肯定自己的力量。

现在有了更多的资源，但资源不应该成为束缚，不能因此害怕失败，如果反倒困于这些资源而不去做冒险的事情，只去做容易成功、容易被人接受的事情，那是对自己的背叛。

我每次走到剧场里，都有一种特别奇异的进入时光隧道的感觉。那些你年轻时候的气息、冲动、激情、任性，所有的一切居然在一个地方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你自己可能都不再感受到它了，但是一走进剧场里，看到那些年轻的演员在台上用和十几年前一样的热情去说那些台词的时候，真的是有恍如隔世的感觉。你的戏其实已经脱离开你的手跟更多的人建立起他们之间的联系了，它已经成为一个另外的生命，在跟所有的人交流。

生命本身对于我来说就是无能为力的，人会经常感到一种无力感，或者是跟这个世界的不协调，跟其他人沟通的障碍。就在这个生活的坚硬的斑驳的墙上，即使如此，我也希望能从墙的夹缝里生出一朵花来。生活让我们所经历的内心的创伤，最终还是会在这个废墟上开出一朵花，这就是“悲观主义的花朵”。

我讨厌悲悲切切的方式，我觉得不管故事有多惨痛的场面，都应该有笑声。可能就是保持一个骄傲的态度吧，嘲讽世界，也嘲讽自己。很多时候，笑是有意义而且有力量的，笑不是傻笑，如果你笑了一晚上，没有任何感觉，那只是活动了一下肌肉，可戏剧不是让你活动脸部肌肉的，戏剧是一个心灵的运动，我坚持戏剧应该是有趣的，但有趣不是简单的逗乐耍贫嘴。

戏剧再多人看，跟影视相比仍然是小众的艺术，它仍然没有走进娱乐圈，这是可庆幸的事，保持这种平衡吧。

创作的时候，就犹如拿着一把手术刀，去剖析人物内心最隐秘的东西。事实只有一个，如果剖析出来的事实被大家认为是露骨的，那就是露骨的。

最难的不是你怎么把这个故事讲圆，而是你对于这个世界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我写的东西可能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困惑，都会遇到的跟世界不协调的关系、跟爱不协调的关系。自己的梦想得不到贯彻，这是任何一代人都会遇到的。

作为一个艺术家，你是毕加索还是梵高，这可不是由你自己决定的。谁都希望是毕加索，活着的时候作品就进了卢浮宫，谁也不愿意变梵高，到死了画才卖到全世界最高价，但是这不是你自己能经营和算计的，我觉得想这件事对于创作者来说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每个作家给大家讲出来的创作“契机”其实都是一个噱头。它一定不是唯一的，而是经年累月的这些东西，只要你不放下它，它就会折磨你，让你寝食不安，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

只要创作，我就想保持在生活上空的状态，我希望能够把脚从生活的泥地里面拔出来。不是说不根植于生活，而是你在描述的时候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形式问题。你可以是很现实主义的戏，很自然主义都可以，但是你的态度一定不是根植于生活本身的简单的复述，或者是宣泄，或者是抱怨，这些都是不值得说的东西，一带而过的东西，应该有跳起来或者飞起来，能够用另外一个角度看待它的姿态。这个对于你是重要的，对于观赏者也是重要的，要不然人家为什么要看呢？人其实很难从自我生活当中拔出来，就像人试图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起来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件事。

永远谈论自己的悲哀就会变得可笑，你应该用自嘲的方式。

没有比抒情更愚蠢的东西了。

跟人一样，每一部作品都有它自己的命运，一旦从你手里脱离，就跟你毫无关系了，它是一个幸运的人还是一个不幸运的人，是一个能被大众赏识的人还是不被大众赏识的人不是由你定的。

人通常的状态就是很难有东西真正打到你心里或者给你感同身受的感觉，所以我很珍惜好的作品，我很珍惜那些给我感动的人，给我不同生命感受的人，让我以其他的方式看待生活的那些人，无论是对人还是对那些作品我都特别感激，心存感激，而且不遗余力去赞扬它们，希望更多的人看到。

你选择一个题材首先它要与你有关，跟你无关的东西、纯粹技术性的工作你能写，导演也能导，但是我觉得生命有限，没有必要干这样的事。

好的戏无论隔多少年还是好戏，因为人没有变，人这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