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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若把“职位分类”一语直接用于古代，在初步尝试之余，犹疑依然挥之不去。在最初的思考中，我曾把汉代禄秩称为“以职位分类为主”的制度，把唐宋阶官称为“以品位分类为主”的制度。也就是说，还不打算把禄秩、阶官分别与“职位分类”、“品位分类”等同起来，而只是以何种特色“为主”＇27＇。还曾考虑可以更谨慎一点儿，采用杨树藩先生的成说，把唐宋散阶称为“阶职分立制”（详后），另创“秩职合一制”指称汉代禄秩。最终我还是感到，“职位分类”概念是很富现代性的，它伴随着职门、职系、职级、职等的精密规划，伴随着对权责资格的复杂考察，两千年前的等级制在这一点上很难与现代比拟。尽管汉代禄秩可能显示了从属于职位的色彩，而后代有些时候职事官品与官僚“本阶”被区别开来，但传统政治秩序中依禄秩或官品而授予的身份特权，依然使各种等级都染上了“品位”色彩。

事实上，“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这种现代概念，在制订时并未考虑传统中国的政治现实，二者间存在着一大片尚未清晰定义的灰色区域，给自由引申留下了不小余地。一方面，若是断言传统官阶制，包括汉代的禄秩等级，全都属于“品位分类”，人们完全可以振振有词地给出许多“说法”；而另一方面，“是否存在着跟人走的等级”这个视角，确实有助于区分历代官阶制间不容忽略的差异，弃之可惜而不宜割爱。根据对史实的了解，我们有信心令“品位…职位”框架显示出锐利的分析价值，不过在这会儿做一些必要修订，使之尽量切合于研究对象的性状，当是明智之举。

在设计分析框架时我们遵循如下原则：尽量充分考虑各期各类官阶制的不同特征，并尽可能地以最便于把它们区分开来的方式定义概念。由此，本书最终的概念策略是：改用“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二词，对“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二词取而代之。“分类”的字样改换为“分等”，便可以淡化与现代制度的可能联想，并“稀释”其职门、职系、职组等横向的“分类”意义，同时在纵向的“分等”上凸显一个关节之点：这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还是另有独立于职位而跟个人走的位阶；进而再把重效率、以“事”为中心，还是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问题，纳入考虑。

一番修订之后，这个由“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而衍生出来的“品位…职位”视角，或许就具有了更大可行性。在此之后，若有人坚决主张各种传统官僚等级制都属“品位分类”，传统中国并不存在“职位分类”的话，这和我们的视角已不存在冲突牴牾。我们已预先避开了他指责的锋芒，让他扑了一个空儿：本书所用术语已经是“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而不再是“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了。从这两种“分等”出发，考察所涉各种不同官僚等级的特征，及其来源、变迁和意义，由此就成了研究官阶制时可选择的思路之一。

进一步说，这个“品位…职位”视角的价值，还可以通过与另一组概念的结合，而变得更为精致丰满。考察时我们的关注并不限于官品官阶本身，也关注着由官品、官阶的变迁而投射出的传统官僚的性格变迁，由文官等级制问题进及于帝国官僚政治问题。这就将涉及专制强度与官僚特权之间的制约与均衡，官僚对专制者的从属程度，其与各个社会阶层的关系，其自主性的限度、其贵族化倾向，以及官僚自身构成一个阶级的可能性，等等。在此不必过多征引以免枝蔓横生，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得提供的一个分析框架，我们觉得已足够清晰明快了。在艾森斯塔得看来，帝国官僚可能呈现的政治取向大略有四：

1．同时为统治者和主要阶层维持服务的取向；

2．演变为仅仅是统治者的被动工具，几乎没有内在的自主性，或几乎不为民众的不同阶层提供服务；

3．取代了其为不同阶层和政权服务的目标，代之以自我扩张目标，或为一己和（或）他们与之密切认同的群体的利益而僭夺权力的目标；

4．以自我扩张和谋取政治权力的目标取代了其服务于主要阶层的目标，但同时又保持了为政权和统治者服务的目标。＇28＇

现实中的官僚取向被认为是以上四者之一或其重叠；中华帝国的官僚被认为属于第一类“同时为统治者和主要阶层维持服务的取向”，他们极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