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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中，形成‘考绩…散阶…待遇’间的密切联系：考绩优则升其散阶，散阶升则提高待遇。若将唐制特别强调考绩一事置于此一联系里加以观察，就显得是极具意义”，这“正是唐代官制中极具合理性的部分”＇62＇。

但另一方面，与“等级附丽于职位”的汉代禄秩相比，唐代散阶制毕竟为官员提供了从属个人的品位，具有“以人为中心”的性格，这就显示汉唐官僚政治的形态差异。唐制：“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有以亲戚，有以勋庸，有以资荫，有以秀孝，有以劳考。”＇63＇以“劳考”进阶发生在居官之后，而入仕之初所叙散阶，主要取决于门资，所谓“散位则一切以门荫结品，然后劳考进叙”＇64＇。正如池田温所论，唐代官阶的特质是一种“身份官人制”，因为官人由官品而来的待遇，超过了与职务有关的合理范围，而泛及于生活的全体，这便是它与近代官僚制的相异之处。这种对品官的优待，并不是针对职务的保障，而不外乎表示附属于品官自身的身份特权＇＇65＇。唐人经常说“置阶级所以彰贵贱”＇66＇，这个时代的散阶制依然散发着贵族身份的气息。由此看来，散阶制的演生，也是历史发展中官僚阶级所获权益的一部分。

五、一个尝试：传统官阶制的五段分期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官阶制发展，已扼要叙述如上了。以此作为基础，我们还打算对中华帝国的历代官阶变迁，做一个宏观的鸟瞰。这个展望依然要借助于“品位分等”、“职位分等”这些概念，它们的“以论带史”之功，足以使形形色色的官品官阶，暴露出了某些原本晦暗不清的面貌，并使潜在的“阶段”呈现出轮廓来。

由此所呈现出来的阶段，就我们所见大略有五：一、先秦时代；二、秦汉时代；三、魏晋南北朝时代；四、唐宋时代；五、明清时代。这个段落划分，初看上去与一般通史教科书的章节了无大异，不过具体说来就不同了。在我们的观察结果之中，历代官阶制的形态和倾向变迁并不是一个直线前行的简单历程，它们有其起伏不定的波峰和波谷，并涉及了“品位分等”、“职位分等”和“自利取向”、“服务取向”各自份量的此消彼长。前面几节中，已简略交待了第一阶段的情况，着力阐释了第二和第三阶段的情况，因有必要再为唐宋和明清两个段落，提供必要的叙述。

在唐朝初年，文武散阶制度就相当成熟严整了。不过在传统政治中，涉及官僚权益的名号位阶都有一个渐趋猥滥的规律，秦汉的二十等爵、魏晋南北朝的散号将军都曾越授越滥，唐代的文武散阶也未能免俗。唐代中期的“泛阶”做法，也导致了散阶的猥滥和贬值，包括俸禄在内的种种待遇只好向职事官品转移。但在政治形态尚未发生决定性变化之时，官阶的“品位分等”色彩并不会骤然淡去。以“职”为实，以“散”为阶的制度衰败之后，以“使”为实、以“职”为阶的新制一波再起。随着“使职差遣”制度的发展，三省六部官、御史台官、卿监长官、诸卫大将军等等官位，借助“检校”、“试官”、“加宪衔”等等，而开始另一类形式的阶官化，它们开始变为“使职”的“阶”了。在唐末五代，甚至连一些使职本身也阶官化了。与散官构成的阶官相类，这种由“带职”构成的阶官，也发展出了一套年考成资、依资改转的成熟制度＇67＇；在散官构成的散阶因贬值而变质之后，这明显构成了一种代偿性的机制＇68＇。

宋代初年承袭了唐后期的情况，散官几乎仅仅是荣号而已；至于本官的官阶则使用三省六部官名，是所谓“寄禄官”。宋太宗时“始定迁叙之制”，所制订的官阶包括“文臣京官至三师”共42阶，“武臣三班借职至节度使”共27阶。朝廷向寄禄官发放俸禄，向任职的“差遣”发放职钱，二者共同构成了官员报酬＇69＇。由于职钱已经依“差遣”而定了，所以有人认为这兼采了“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之长＇70＇。然而这时依然存在跟人走的品位，仍有大量的官僚权益从属于“本官”，我们认为这依然是一种“阶职分立制”。到宋神宗元丰改制的时候，又重新启用了开府仪同三司到承务郎等散官作为本阶，绕了好大一个弯子，又回到唐初那种以散官为阶官的办法上去了。如前引杨树藩之论：宋代“其阶职分立制之运用，较唐尤佳。宋定三十七阶，除每阶附以阶称阶品外，并以‘阶’来定俸额，通称‘寄禄官’。官府编制之职称，曰‘职事官’。按职事官大小、职务性质定津贴，通称‘职钱’。同样性质之职官，支同等之职钱。阶俸则不然，视出身之高低，年资之深浅，考绩之优平而定。如此既区别劳考之分序，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