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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军人开了很多银行；除了极个别的；都做鸦片生意。如潘文华的重庆银行；唐式遵的建设银行；邓锡侯的通惠银行；刘文辉的济康银行；杨森、王缵绪的大川银行；黄庆云的商业银行；罗君通的益民银行；等等；也可以说是鸦片银行。

除了四川的军阀外；贵州的犹国材、王家烈；湖南的鲁涤平、何键等都大批贩毒。甘肃、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等；也不时将烟土东运。长江江面经常有军阀们的烟土船；一船烟土东下；一船枪械西上。当时割据一方、占山为王的军阀、兵痞；卷入贩烟活动之普遍；从广西柳州驻军也可见一斑。据1932年担任柳州禁烟局长的陈雄回忆：30年代初；驻扎柳州的第七军；从军长廖磊到下面的师长、团长；〃无不明目张胆地私运、私售、包运、包销鸦片〃。陈雄到柳州上任后；曾专门调查过军队私贩烟上的情况；〃从各方面报来的情报中得知；廖磊、罩连芳（师长）、罗活（团长）以及好些军官的住宅；甚至军、师、团部里；无一处不藏有私烟。〃有的军阀部队往往不发军饷；而代之以烟土。军队开到哪里；就把烟土带到那里。如唐继尧的滇军进入广西时；就带着很多鸦片。即便是1915年入川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滇军；也以烟代饷。从1915年到1916年；随军陆续运进四川将近500驮的烟土；每驮两箱；每箱1000两；共计约100万两。地方军阀贩卖鸦片敛钱；掌握了中央政权的军阀也想靠鸦片贩卖生财。

1924年；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有的人于次年2月公然主张鸦片由临时政府〃公卖〃。据说提出的理由是：（1）中央财政困难；赖此可以筹款；（2）各省私贩鸦片；政府无法禁阻；不如明定官卖；寓禁于征。此项提案提交阁议后；遭到多数反对。中华民国拒毒会和上海各公团所组织的拒毒协会；先后警告段祺瑞政府；反对鸦片公卖。当时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影响很大的《东方杂志》；刊出愈之的《鸦片问题》一文；提出：〃就现在情势而论；即使实行公卖；所得财源；各省势必截收；中央仍无所获；所以实际上有百害而无一利。。。自日内瓦会议以后；我国禁烟有名无实；已为全世界所共知。此后如何实行禁绝；如何禁止军人私卖；都是有关于民族体面的大问题。。〃民国时期的鸦片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愈之指出的〃军人私卖〃；就在于各地军阀要靠贩卖鸦片攫取暴利；大发横财；扩充势力；就在于军阀政府支持鸦片贸易。民国烟祸甚于清代；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国民党〃寓禁于征〃。

对鸦片〃寓禁于征〃；北洋军阀时期就开始这样做了。〃寓禁于征〃是个幌子；实际就是巧立名目；广征烟税。如种烟要按所种窝数征收〃窝税〃；不种则要罚交〃懒税〃；不管种与不种；都要上税；等等。从鸦片种植到炼制、运销、零售、吸食；每个环节都有税。这就使鸦片的生产、贸易、消费合法化。

国民党政府在1927年建立后不久；居然就效法北洋军阀；实行了〃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这就是在中央及各地设立禁烟查缉机关；其职责不是取缔一切种、贩、吸烟活动；而是负责征收鸦片税。只要是交纳鸦片税；种罂粟者可以自由地种；贩烟土者自可公开地贩；吸大烟者自可自在地吸。据制定这个政策的人解释；鸦片的生产、贸易和消费；与其让它处于秘密状态；不如让它公开化；公开了；便于控制它；限制它；逐渐禁止它。

据1931年7月5日《申报》报道；福建省设立了禁烟查缉处；马江船政局局长袁缙为处长。查缉处规定了全省各市、县的鸦片税额；实行〃招商承包〃。此决定一宣布；前来接洽承包者；络绎不绝；大有户限为穿之概。其中福州、厦门两市均规定；每月税额10万元。但有些人仍认为是〃绝好机会〃；纷纷鸠集资金准备承包。一时街谈巷议；都说鸦片要开禁了。

〃寓禁于征〃的政策公诸于众后；〃举国惶惑〃；既而舆论大哗。据1931年7月3日《申报》载；各地拒毒团体、民众团体及国民党很多地方党部都纷纷提出抗议；函电交驰；认为〃寓禁于征〃政策是〃饮鸩止渴〃；是国家之耻辱；坚决要求制止设立禁烟查缉处；对鸦片实行〃完全禁绝政策〃。1931年7月5日；上海市商会通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措词颇为激烈：近自禁烟查缉处设立；全国舆论；均以为实系变相之开放。盖禁烟扼要政策；即在禁种禁运。如果扬子江上游产土各省果能严令禁种；或堵塞来源；则吸者无从购求；不禁自绝。舆论均谓查缉其名；而官鬻其实。。上海市商会的通电进而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