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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公室里，谭央焦急的追问囡囡怎么了，毕庆堂想了想才说，“囡囡都七岁了，天天就是玩，我叫朋友荐了几个在上海有声望的家庭教师，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和我一起为囡囡挑位老师，读书的事，你在行，”想了想，他又说，“或者你知道有哪位在学校教书教得好的老师，也只管告诉我，我来办。”

谭央听见毕庆堂这么说，顿时有些摸不到北的糊涂了。没想到他火急火燎的来医院找她说了这么一件事。况且她刚从德国回来时就说过想叫女儿开蒙，当时毕庆堂还一力阻拦，说什么，孩子能尽兴的玩几年便是最好的教育，他毕庆堂的女儿这辈子第一要务便是开心，不用为生计奔波，所以读书嘛，读早读晚，读多读少，全看言覃高不高兴，喜不喜欢。谭央当时拗不过他，便只得作罢，没想到他今天自己跑来医院重提这件事。

谭央正疑惑着的时候，护士来敲门说诊室里有病人等着看病，谭央点头，便对毕庆堂说，“其实囡囡早该上学了，可我觉得孩子不该还在家接受教育，她应该去学校。学知识不是最重要的，学的怎样都凭她自己的兴趣与天分。可是，她该有朋友，有同龄的伙伴一起玩，叫她不孤单，叫她懂得与人交往。”

谭央说自己的想法就准备走，毕庆堂却坚定的摇头，“不行，学校那地方人多眼杂的。我只这一个女儿，而且全上海滩都知道我只这一个女儿。谋财的会打孩子主意，寻仇的也会打孩子主意，”说到这里，他深深的看了谭央一眼，“我只有囡囡了，所以一丝风险我都不会去冒。”

这时候，护士又来催谭央，谭央便要走，说周六去他那里时再详谈。毕庆堂也只有站起身，他一瞬不瞬的看着谭央书桌上的电话机，良久，才开口，“不然，我给你打电话吧，好吗？”他清了清喉咙，又加了一句，“以后有急事给你打电话，也省的我特地跑一趟了。”

听他这么说，谭央点了点头，打算给他写号码，于是从白大衣口袋里抽出了钢笔。看到那管用旧了的纤巧钢笔，毕庆堂的心一颤，满腔的酸涩中，他却发自内心的笑了。他的小妹呀，心性良善又重情重义，再说，一管钢笔都能用上十二年的人，又该是何等的长情啊？他竟还怕她会变心？

谭央书桌上除了大部头的医学书就是装订好的病历，她着急去看病人，慌乱间找不到可以记电话的空白纸张。毕庆堂见状，一个箭步上去，手心朝上，将自己的手伸给了谭央。谭央一怔，随即扭开笔帽，低下头，左手扶着毕庆堂的手，右手拿笔，在毕庆堂的手心里飞快的写上了一串数字。写完后，她下意识的抬起头，正遇上了毕庆堂看她的目光，那样的悲喜交加又情意绵绵。谭央慌忙松开手，将目光移向别处，忐忑中她攥紧手中的笔，强作镇定。毕庆堂又笑了，在心里骂道，我这十年都不长进的傻姑娘啊。

听见护士又在走廊里喊着院长，院长。谭央急急忙忙走了出去。看着她的背影，毕庆堂轻声说，“这号码，我一早就背得下来。”刚出门的谭央回过头，不明就里的问，“什么？”毕庆堂笑着摇头，“没什么，你去吧！”

回去的路上，坐在车上，毕庆堂靠在椅背上，微闭着眼，用右手攥着手心里写着电话号码的左手，一动不动……

上海的深秋，颇为富丽，连落叶都是这座城裹挟着亮片的外氅，繁华已极，在满布湿气的凉风里，编织着一个行将到来的瑟瑟冬季。

谭院长办公室里的电话总是很忙，毕庆堂隔三岔五便打一通电话，全是师出有名的正经事，有时是囡囡的事情，有时是介绍个朋友去她的医院看病。而徐治中呢，几乎每天中午都会打来电话，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朋友似的，只问她病人多不多吃没吃午饭，有时还问她一个他想不起来的生僻典故，或是拣一句他前晚看到的写得极切的诗词，读给谭央听。偶尔他做填字游戏，对不上的单词，也会请教谭央。就是这些琐碎的小细节，不带任何的感□彩，却叫人不设防，一点一点的拉近着他们的关系。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谭央看到一段佳句，也会下意识的记下来说给徐治中听。甚至有时候，她也会给他打电话。有一次傍晚，谭央打电话对他说，她在外面看到一幅不错的工笔画，很喜欢，据说是清代丁观鹏画的，她对这位大师知道的少，怕买到赝品，便来问问他的意见。徐治中便轻声慢语的耐心与她讲，从画法、画功、流派、师从，一直到人物生平，代表画作，以及仿者容易犯的错误，容易忽视的细节，条理清晰，侃侃而谈。

谭央有滋有味的听着，末了，她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