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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不许演宫廷政治戏呢？这个弯弯绕也需要好好解释解释。因为这些戏里，往往把皇帝演得十分弱智。这些皇帝个个都是荒淫无道，宠爱西宫，听信谗言，冤杀忠臣。这些戏曲，如果是在宫廷之内演给皇帝看，可以起到给统治者打预防针的正面警示作用。但是给乡野的泥腿子看，有什么用呢？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把皇帝演得这样无能，只能让平民百姓蔑视皇朝尊严。特别是其中有一些忠臣起兵“戕戮吏、劫监、劫法场”的场面，更容易引发他们以下犯上的冲动：“汉、唐故事中各有称兵劫君等剧，人主偶信谗言，屈杀臣下，动辄招集草寇，围困皇城，倒戈内向，必欲逼胁其君，戮其仇怨之人以泄其忿者，此等戏文，以之演于宫闱进献之地，借以讽人主，亦无不可，草野间演之，则君威替而乱端从此起矣。又戕官戮吏，如劫监、劫法场诸剧，皆乱民不逞之徒、目无法纪者之所为，乃竟敢堂堂扮演，启小人藐法之端，开奸侫谋逆之渐，虽观之者无不人人称快，而近世奸民肆志，动辄拜盟结党，恃众滋事，其原多由于此。”

而一些穷形尽相描写奸臣如何祸政乱国的戏也不许演。这些戏剧，往往把奸臣们演得太丑太恶太没底线，让今人看了，认为我和他一比，还好过他十倍，因而放松了自我改造的紧迫感：“奸臣逆子，旧剧中往往形容太过，出于情理之外，世即有奸臣逆子，而观至此则反以自宽，谓此辈罪恶本来太过，我固不甚好，然比他尚胜过十倍。是虽欲儆世而无可儆之人，又何异自诩奇方而无恰好对症之人，服千百剂亦无效也。”

乾隆朝禁戏的另一个重点是武打、涉案内容。乾隆三年（1738年），福建水师提督王郡在汇报中说，有些地方戏，以武打、凶杀等刺激性场面穿插其间，借以吸引观众。结果造成一些人争相模仿，“引类呼朋闯入戏馆，取乐争锋、逞凶打架者不一而足”的“不良后果”，特别是青少年接受能力强而辨别能力差，很容易因此舞刀弄棒，走上邪路，因此请朝廷下令，禁戏以端风俗、宁地方。朝廷同意王郡的意见，认为这些戏剧容易起衅成歹，诱民为恶，坏人心术。而那些热衷于观看这些剧的人，想来也不是什么善良之辈。“若夫凶戏关目，如开肠破肚、肢解流血等事，凡在循谨良懦之流，必回首他顾，不欲卒视，其视之而毫无怖畏、手足舞蹈、跃跃如欲试者，此人非流氓即匪类，否则失教之子弟习于斗狠，将入下流者也，是凶戏关目之坏人心术如此”。

因此，朝廷下令，禁止搬演此类暴力凶杀内容。《杀子报》中母杀子的血腥，《伐子都》之呕血，罗通殉难的盘肠大战，张顺跳波的舞刀弄叉，这些血腥场面都被禁止出现在观众面前。

乾隆皇帝并不是禁戏目的第一人，却是“戏改”工作的首创者。

在审查剧本的工作中，皇帝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老祖宗给我们留传下来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好戏。可惜，用乾隆朝严格的审查尺度衡量，几乎部部都有“违碍之处”。如果一律禁演，那盛世舞台上也就没有什么戏好演了。

皇帝认为，对于那些内容基本积极向上的戏，不宜简单粗暴禁毁，而应该通过局部修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更好地为盛世文艺舞台服务。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在禁戏的圣谕中第一次提到了这个问题：“至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外间剧本，往往有扮演过当，以致失实者。流传久远，无识之徒或致转以剧本为真，殊有关系，亦当一体饬查。此等剧本，大约聚于苏、扬等处，著传谕伊龄阿、全德留心查察，有应删改及抽掣者，务为斟酌妥办，并将查出原本暨删改抽掣之篇，一并粘签解京呈览。”

意思是说，许多涉及南宋与金朝内容的戏，虽然主旨是为了表彰忠义，但是对金人等少数民族丑化过甚，因此需要加以修改。皇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制定了剧本审查制度，要求各地方官详细审查收缴到的剧本有无需要改动之处，并汇报到皇帝处，由皇帝亲自把关定夺。皇帝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对这些戏曲中的违碍及不当之处一一修改。

戏改工作按三个对头原则进行：一、思想感情对头，即对清王朝要怀拥护忠爱之情，对少数民族不得存歧视污蔑之处；二、基本情节对头，人物身份和关系应有伦次，扮演应使人信服、不可过分夸张；三、时代气息对头，不可乱用本朝服色，坚决纠正演员在着装、语言以及整体风格方面低俗媚俗现象，“务须详慎抉择，使群言悉归雅正”，从唱词、帮腔、武打龙套、身段扮相、念白台词，到锣鼓、道具，都在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