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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紧紧拥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专制达到极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权的障碍。

清代的建立，与以前诸朝不同。在入关以前，满族社会中带有大量的奴隶制因素。雍正皇帝说：“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名分。”其他清代人也一再说：“主仆之分，满洲尤严。”“我朝君臣之分极严，尤非前朝可比。”传统儒家君臣关系是完整的互动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双方各有各的尊严底线。然而入关之后的清代皇帝却以满洲“主奴名分”偷换了，或者说改造了数千年以来的君臣关系，使之变成了赤裸裸的主子和奴才关系。他们要求，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他的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独立需求，特别是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大臣要无时无刻不与皇帝统一思想，不许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他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雍正开始，清代帝王就想方设想挫辱、打击那些在帝王淫威面前拒不低头的大臣。在乾隆以文字狱打击“假道学”尹嘉铨之前，雍正就以冤狱打击过“真道学”杨名时。

杨名时，号凝斋，江阴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从大儒李光地受经学，造诣益深。历任直隶巡道、贵州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年）擢兵部尚书，总督云贵。

杨名时性格强毅端方，是一个有根底的理学家。程朱理学给了他牢固的价值基础，使他在居官过程中，清正廉洁，一心为公。他提督顺天学政时，废寝忘食，“虽流金之暑，见其阅卷，所著白布衫渍汗成浅皂色，不暇易，炳烛至夜分不卧，群笑其自取苦也”；做直隶巡道，细大必亲，无留狱，无隐情，乡民颂为“包公在世”。（《碑传集·杨凝斋先生名时传》）他以诚为本，对宇宙、社会和人生做了严肃的哲学思考，著作颇多。按理说，这样的臣子，应该深受皇帝欢迎才对。然而事实却相反，由于他对很多事有自己的见解，不能事事与皇帝划一，屡屡招致皇帝反感。

雍正皇帝说杨名时“性喜沽名钓誉”，不能做完全驯服的奴才，就是因为有所“自恃”，所恃是什么，就是自己的理学人格。“自以为记载数篇腐文，念诵几句史册”，就敢和皇帝辩论。雍正斥责他“只图沽一己之虚名，而不知纲常之大义，其心实愿父为瞽瞍，以成己之孝，君为桀纣，以成己之忠”，“君父且不顾，岂尚计及于吏治民生乎？夫以盗名之邪念，至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在家则为逆子，在国则为逆臣，天理尚可容乎，其罪尚可逭乎？”

专制制度下，反腐是除掉政治障碍的最便捷途径之一。为了打击杨名时的“道学气”，雍正刻意制造大案，借杨名时的政敌举报杨贪污受贿之机，将杨逮捕。以杨名时“得过盐规银、税规银和平余银约计八万两”及收受了下属范溥的几样礼品为罪名，定为贪污罪。其实，收受陋规一事，律无明文，事在定养廉银之前，其时各省皆然，这项陋规收入，也大部分是补贴了公众支出。而收受下属几样礼，也是当时官场的常事，以此定罪，显然是故意周纳。

把杨名时打为贪污犯不是雍正真正的目的，雍正是想通过办案，搞臭杨名时的名声，把他从“真道学”打成“假道学”，以杀一儆百，打击大臣们的“自为之心”。所以他秘密授意审案官，在审问时，对杨名时极尽挖苦打击之能事，力求使杨名时出“洋相”。

雍正认为，一杀掉杨名时，有可能使杨名时成为“比干”，遂了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心愿。所以对付杨名时此等“种类”，重要的不在“治其身”，而是“治其名”“治其假誉”，不择手段地恶心他、作践他，让他“假道学，真光棍”的“丑恶面目”大暴露，让周围的人都以为他确实虚伪可鄙，也让他本人都自惭形秽，精神颓丧。承审官按照雍正的授意似乎全做到了，不仅让当堂观审的“闻而笑之者亦甚多”，（《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而且整得杨名时哑口无言，低头认罪。

乾隆之审问尹嘉铨，其灵感完全来自此案。乃父乃子，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雍正对待大臣之严酷苛刻，本已经登峰造极。乾隆又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为了保证大权独揽，乾隆皇帝上任之后一再拉大君臣距离，造成皇帝高高在上，群臣匍匐于下的政治局面，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