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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位授受的那一刻，太上皇由衷地觉得，上天对自己一直是厚待的。你看，如今接受帝位的这个孩子，今年年龄三十六岁。这个年龄，既精力充沛，又富于经验。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涩，青年期的热烈，转为中年前期的稳健有力，正是主掌一个庞大帝国的最佳年龄。

配合乾隆的好心情，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举行的这个典礼仪式盛大华美，气氛祥和安宁，连天气都是如此晴朗灿烂。上午九点整，头戴玄狐暖帽，身穿黄色龙袍衮服、外罩紫貂端罩的乾隆，坐上了太和殿宝座。老皇帝那双慈祥中透着威严的炯炯有神的眼睛缓缓扫向殿前广场，殿前广场上，翎顶辉煌、朝服斑斓的上千名王公大臣在庄重的“中和韶乐”中，如潮水一般拜兴起跪。九时三十二分，随着坐在宝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颗宽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宝”微笑着递到跪在他面前的嘉庆皇帝手中，一个空前的纪录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平稳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

权力交接一直是中国专制政治制度中最易迸发的疮口。最高权力终身制的一个最显著弊端即是权力更替的不确定性和稳定性。在任期制下，权力交接有着规范的时间和程序，授与受者都有充分的准备时间。然而在专制制度中，你无法准确预知老一代统治者何时去世，权力更替的时间因而不能确定。在任期制下，权力授受双方通常都是在健康状态下，这保证了权力交接棒顺畅自然。然而，在世袭制下，权力交接必然出现在统治者病危或者死亡之时，临终者的手已经无力有效挥动手中的权柄，在交接棒过程中十分容易出现意外：或者是权力大棒被斜刺里冲出来的冒险者夺走，或者老一代统治者被迫不及待担心夜长梦多的继承人提前推出跑道，或者是在老皇帝去世后，权杖落地，出现一段充满危机的权力真空期。所以，中国历代以来权力交接之际，不是血雨腥风、诛族灭门，就是杯弓蛇影、疑云重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历代皇帝都绞尽脑汁，想尽了一切办法。最常见的是预立太子，然而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太子不是容易做的。从古至今，一帆风顺的太子屈指可数，担惊受怕，险象环生，几上几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的倒是比比皆是。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就以大唐王朝的太子们为例吧：

第一个太子李建成死于弟弟李世民之手。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也与父亲反目成仇，谋反被废，幽禁致死；唐高宗和武则天所立的前三个太子李忠、李贤、李弘，都被武则天杀掉。唐玄宗的太子李瑛先是被废为庶人，随即赐死；自宪宗以后，皇帝生前所立太子几乎无一能即位，大抵老皇帝一死，太子就被宦官杀害……

有清一代的权力交接，虽然不如唐代一样血腥，也同样问题多多。史上最为失败的立太子事件，无疑发生在乾隆的爷爷康熙时期。为了解决接班问题，康熙早早立了太子，其间废而复立，折腾了数十年时间，最终的权力交接还是闹得腥风血雨，不明不白。

只有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顺风顺水。赖父亲创立的秘密立储制，他当初的即位相当顺利；如今他要再上一层楼，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解决继承问题，把权力交接的震动降到最低，使大清王朝的稳定不受任何威胁。

可以说，在尧舜之后的中国统治者中，只有乾隆一个人真正成功地实行了“禅让”。自从三代之后，“禅让”就成了中国专制政治中一个美丽的梦想，成了统治者“成圣成神”的标志。可惜，所有的效仿者都画虎不成反类犬。公元前318年，燕王哙效仿尧舜，主动禅位与子之。可是这次禅让并没有带给燕国任何的好处。三年后，“燕国大乱，百姓恫怨”，齐国几乎灭燕。在此之后出现的“禅让”，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不是老皇帝被逼无奈被小皇帝夺了权的代名词，比如唐玄宗与唐肃宗；就是权臣篡位的遮羞布，比如曹魏代汉。唯一一次自愿的禅位发生在宋高宗时期，不过那是因为宋高宗外惕强敌，内耽逸豫，不足挂齿。

这一时刻，不啻是中国专制政治史上最辉煌、最伟大的一个瞬间。历代王朝权力交接之际的血腥、紧张、能量自我冲突都被乾隆巧妙化解。在中国历史上，这确实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创举，是专制时代权力平稳交接的一个完美典范。历史学家对乾隆的这一举动一致高度评价，其中以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最有代表性：

惟我高宗纯皇帝当大一统之运，临御六十年，亲传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