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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说过，酷吏们是依附皇权的寄生虫，一向擅长察言观色，主子撅起屁股，就知道主子会拉什么屎。这个刘启派去的酷吏对主子的意思当然也心领神会，他来到周亚夫面前，左手拿着竹简，右手拿着毛笔，言辞恳切地问道：“我说君侯啊，皇帝陛下对您这么好，您为什么还想造反呢？”

周亚夫跟他老爸一样，不善言辞：“臣岂敢造反。”

那酷吏认真地说：“什么？不想造反，不想造反买这么多盔甲干什么？”

简直明知故问，周亚夫当即气得发抖：“臣所购买的器物，都是下葬用的明器，一碰就破，质量低劣，根本就不堪战阵，怎么可能拿来造反呢？”

酷吏笑了笑，说出了有史以来最牛逼的一句驳斥：“君侯就算不想在地上造反，可是有了这么多盔甲陪葬，也免不了会在地下造反的。”

这酷吏的逻辑是丝毫没有问题的，你说是明器嘛，质量低劣，根本不堪使用，可是到了地府，它们总不存在这种问题罢，你要拿来造反不是不可能的。当然类似这样的绝妙杀人理由之前就有，早在春秋时候，有一个叫勾践的人就这么用过。

越王勾践当年被吴王夫差打得找不着北，差点亡国，还是靠着行使美人计才逃过一劫。又靠了范蠡、文种等几位大臣的辅佐，十年生聚，十年发愤才灭了吴国，报了大仇。可是他一得意，马上就想杀了范蠡、文种等一干功臣。好在范蠡识相，早早弃官逃亡经商，躲到宋国的定陶当了寓公。临走之前曾给文种留了一封信，信中说勾践这家伙长得像一只大鸟，长颈尖喙，只可和他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不如弃官一起逃亡。文种不听，还傻乎乎地留在国内，想继续当忠臣。可是勾践已经容不下他了，有一天召见他，语重心长地说：“文大夫啊，我知道，你肚子里有很多阴谋兵法，还有九种征服其他国家的良策，我只采用了其中的三种，就搞得吴国亡国，其他六种你藏在心里，在这世上却发挥不了作用，实在可惜啊，我有个提议，不知道文大夫你意下如何？”

文种惊喜地问：“什么提议，大王快说，臣就算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勾践干笑了一声：“是这样的，我虽然在这世上灭亡了吴国，可是吴国那些死去的先王们在地府的势力仍然很大，我很头疼啊，不如你到地下去侍候我的先王，为我的先王带兵去攻打吴国的先王罢。”

文种当即傻了眼，刚才已经说了肝脑涂地都可以，现在想反悔可不行，而且会牵连家人，只好长叹一声，伏剑自杀。

古人说伴君如伴虎，当真是说尽了当奴才的悲哀。可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兴致勃勃地去侍候这些残忍的帝王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维护这种无耻的政治制度呢？也许因为智慧有限，他们无法想出一套更高尚的政治制度；还因为人性中有其与生俱来的劣根性，总有一帮人甘愿当奴才，为帝王们充当走狗和帮凶。当司马迁和董仲舒们在油灯下阅读先秦典籍的时候，大概非常羡慕三代春秋时候的那些士大夫们罢，那些人不必生活在无孔不入的专制皇权之下，他们能有自己广阔的自由。而很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专制帝王们砸烂这种自由的所谓政治家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等畜生，最后无一不死在自己精心构建的帝国权威之下，而那些前赴后继地践行他们理论的酷吏们也大多不得好死。在这时候，我宁愿相信这世间还有因果报应这一学说。

我们回到周亚夫这个场景中来。

话说周亚夫听到酷吏这么驳斥，当即崩溃。躺在监狱的干草上，他开始深深后悔，后悔当官吏们来捕捉他的时候，他没有坚决自杀。因为他的妻子很傻很天真，觉得自己老公为汉朝立下了那样多的汗马功劳，皇帝不可能会杀他，皇帝是明君，不会自毁长城啊。她制止了老公，孰料却使老公死得更痛苦。周亚夫在监狱里呆着，也没有人来杀他，只是接连五天没有人给他送来一粒粮食，好像他是一只玄鬓的夏蝉，靠吸风饮露就能活命。我不知道独裁者有时为什么喜欢采取将人饿死这种方式，难道是他们终究怀有良知？不肯直截了当地杀戮；或者是他们在掩耳盗铃，觉得饿死别人不是自己的本意，只是自己忘记了送食，以此取得良心的安宁；又抑或是饿死别人可以让别人更加痛苦，自己愈加快意？总之很难揣测。

周亚夫肯定是个刚直不阿的人，第五天的时候，他最终义愤填膺，大叫一声，吐出大团大团的血旺，死在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