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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剩下的时间并没有什么特别，女孩送奶奶回家，诺拉去找她的同伴玩，萝西回房间读书，也许是打包行李和写字条，也可能坐在床边不停深呼吸。之后是下午茶、继续做家务、看电视，还有教诺拉写数学作业。

那一整天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萝西心怀计谋。

“天使，”戴利太太黯然说道，“一整个星期，她就像天使一样，我早该看出来的。”

诺拉十点半左右上床，其他人十一点过后。萝西和她老爸第二天一早还得工作。姐妹俩共用后面的卧房，父母亲睡另一间。戴利家没有沙发床。

诺拉记得听见萝西换睡衣的窸窣声，还有她上床前说的一句“晚安”，之后就印象全无了。她没听见萝西下床，也没听见她换衣服、溜出房间走出公寓。

“我睡得像个死人似的，那几年，”诺拉语带反驳，仿佛这些年承受了许多责难，“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你也知道青少年是什么样子……”第二天早上，戴利太太去喊女儿起床时，萝西已经不见了。

他们起初并不担心，和马路对面的我家差不多。我认为戴利先生对于现代年轻人毫不体贴颇有微词，但他也仅是如此而已。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都柏林安全得跟家里一样。他们以为萝西有事提早出门，为了女孩子才有的神秘理由去和其他女孩见面。就在萝西刚刚错过早餐之后，莎娜西家的两个男孩和贝利·荷恩带着字条出现了。

大冷天的星期一清晨，他们三个一早跑到十六号做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我敢说不是大麻，就是黄色书刊。那里藏了两三本珍贵的杂志让大家轮流分享，是一年前某人的表哥去英国弄回来的。总之，事情就是那时暴露的。戴利家的说法没有凯文的生动，他们描述期间，凯文瞄了我一两眼，但大致内容是一样的。

我朝手提箱努了努下巴：“手提箱放在哪里？”

“女孩的房间，”戴利太太捣着脸说，“萝西拿来放她多余的衣服和旧玩具之类的，我们那时还没有壁橱，没有人有——”

“你们回想一下，有谁记得自己最后一次看到箱子是什么时候？”

没有人记得。诺拉说：“可能是好几个月前，萝西将手提箱放在她床底下，只有她把箱子拖出来拿东西的时候我才会看到它。”

“箱子里的东西呢？你们还记得最后一次看到萝西使用箱里的东西是什么时候？例如放那些录音带，或是穿那些衣服。”

一片沉默。接着，诺拉突然脊背一直，音调拉高一截说：“随身听。我星期四看到，就在她离开三天前。我放学回家会从她床头柜拿出那台随身听，放她的录音带，直到她下班回来。要是被她抓到，她会拍我耳朵，不过还是很值得。最好听的音乐都在她的……”

“你非常肯定是星期四看到的，为什么？”

“因为我是那天向她借的。每周四和周五，萝西会和伊美达·提尼一起走路上下班——你还记得伊美达吗？她在工厂做缝纫，和萝西一样——因此不用随身听。其他几天，伊美达和萝西不同班，萝西自己走路去，所以会带着随身听。”

戴利先生漠然地说：“她当然记得，因为萝西跑掉之后，我隔了很久才允许诺拉出去闲晃。我们管得太松，结果失去一个女儿，我可不想冒险失去第二个。”

“有道理，”我点头同意，仿佛这么做再正常也不过。“星期四下午之后，你们都不记得再看到箱子里的东西了？”

全部摇头。假如萝西星期四下午还没打包，那要亲自去藏手提箱就有点难度了，尤其她老爸又像只杜宾犬。虽然差别不大，但有人替她藏匿箱子的几率似乎越来越高。

我问：“你们有没有察觉谁在她身边出没，会去骚扰她的？有谁让你们担心的？”

戴利先生的眼神说：除了你还有谁？但他没有讲出口，而是平平地说：“我要是发现有谁骚扰她，早就处理了。”

“有和谁起过争执或闹出问题吗？”

“她没跟我们说过。这种事，你应该比我们清楚。谁不晓得那个年纪的女孩子对父母亲向来三缄其口。”

我说：“最后一件事，”接着伸手从外套捞出一叠大小刚好装得下快照的封套，递了三封给他们：“你们有谁认得这个女人吗？”

戴利一家瞪大眼睛，但没有“啊”的反应，或许因为相片里的女人是内布拉斯加州的高中代数老师，而相片是我从网上下载的。我到哪里都带着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