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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点什么，又忍住了，只是喘气。爱丽丝盯着我，目光里渐渐有了喜悦：

“我刚和一个男人约会——他是个白痴。看来你还是不错的。”

然后她一笑，拍了拍我的头。我更嫉妒了，但终于没说什么。爱丽丝说：“难得今晚有空，我还不想回宿舍，你想不想陪我喝杯咖啡？”

说完她站起身，亲了我一下，拉起我的手往外走。

哈佛广场上照旧是喧闹的车辆和人流。今天没有业余乐队的演奏，地铁站出口散坐着一群奇装异服的人。一家商店门口站着一个无家可归者。他眼眶深陷，表情呆滞，胸前挂着块硬纸板，上面写着：“无家可归。四个孩子的父亲。请帮忙。”行人经过，他就抖一抖手里拿的百事可乐纸杯，里面的硬币当当响。

爱丽丝叹了口气说：“不错，你是个好男孩。好男人太少见了。”

她看我的目光那么柔和；我的嫉妒全没了。我在她脸上亲了一口，心里暖融融的。

“但你只是个男孩，谁知你将来会怎样？说不定就变了，跟别人一样。”

我们都笑了起来。这时一个高个子黑人从面前经过，手捧一叠报纸。他在卖“零钱报”（慈善机构办的报纸，意在帮无家可归者赚点食品钱）。有人走近，他就大声问好，说：“多么美丽的女士”、“年轻人”，或者“尊敬的先生”。即使别人不买报纸，他也礼貌地说：“再见，祝您晚安。”

“您好，多么可爱的女士！”他对我们说，“年轻人，您有一位美丽的女朋友！”

我付了一块钱，爱丽丝接过一份报纸。她的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小明，我总担心你长大了就变坏了。男人长大后没几个负责任的，总喜欢把生活的担子扔给女人。”

听见“负责任”几个字，我低下头，想起自己和方晴的事。爱丽丝是在教育我。

接着爱丽丝说起她妈妈认识的一个女人。她四十多岁，嫁给了一个售货员，有两个儿子。丈夫原先没失业，她还得做各种工作——餐馆服务员、清洁工、超市职员等等；现在丈夫失业了，呆在家里，什么也不干。两个儿子也不省事。其中一个当小偷，进了监狱；另一个念高中，因为数学不好，没法毕业，也找不到工作。

“也就是说，家里的一切全靠她，”爱丽丝说，“幸亏她丈夫不酗酒，不然我都不敢想象她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

“爱丽丝，”我插话说，“我对不起你。但请你相信，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一定承担我的义务。”

“你别急呀——我只是有点担心。不过现在失业的人真多。”

“不如中国的多，”我一笑，“中国流行下岗。”

“失业麻烦极了！”爱丽丝脸色仍然严肃，“比方说，哈佛广场上有很多无家可归者，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无家可归吗？”

我用心听着。

“有人是因为吸毒或酗酒，也有人本来有工作，经济萧条的时候失业了，没钱交房租，就被赶了出来。”

“如果不是吸毒或酗酒，只是失业，他们能再找到工作吗？”

“找工作要面试，公司再跟你联系——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公司怎么找他们？所以一旦无家可归，他们就很难再找到工作。没有工作，没钱租房子，就继续无家可归——这是个恶性循环。”

“存款呢？如果有存款，就能先支持一段日子。”

“存款不顶事。再说我们美国人通常没有存钱的习惯，买房子都是先住着再慢慢付钱。”

“那么他们无家可归之后一般住哪儿呢？”

“有的慈善机构为他们提供临时住处。不过这不是固定住所，一早他们会被赶出来，只好整天四处游荡。”

爱丽丝的话让人沮丧。我们喝完咖啡往回走，又碰见那个卖零钱报的人。出于礼貌，我展开报纸读了起来。报纸上有一些无家可归者写的诗。

“啊，上帝！幸运的先生——多么美丽的妻子！祝您晚安！”

四、卡拉和雪莉

跟爱丽丝约会一多，跟中国同学的来往就少了。爱丽丝跟着我参加中国人的聚会，一群人中，她经常是唯一的美国人。中国人聚在一起一般说汉语。（丁宜圆和徐国强还很客气，爱丽丝在场时，他们说英语。）爱丽丝听不懂大家在说什么，所以一言不发。有人说笑话，大家都笑，她也随着笑笑。一次爱丽丝坐在两个中国人之间，那两个人扭头用汉语交谈，她挺直身子，手叠放在膝盖上。我明白她的尴尬：那两个人对视，爱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