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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贝壳藏家，或雄于资，或邃于学，抑或为王公贵胄，似君以俊才鸣者，未之或闻。

匡兄华诞之喜

弟：金庸

乙卯六月

倪匡说，“这幅对联，需要解释之处甚多，不然，不容易明白，太过‘深奥’。”

“首先，四十岁那年，我自撰对联一幅：

年逾不惑，不文不武，不知算什么；

时已无多，无欲无求，无非是这样。”

“自觉甚是高兴，在报上发表。惹来的反应，是有人在报上破口大骂：‘自撰挽联式的对联，以老卖老。’等等，这可以不论。老妻看了，愀然不乐，是因为‘时已无多’四字。人到四十，算是活七十，已过了一大半，‘无多’是实际情况。叵奈人都不愿听真话。金庸知道‘匡嫂不乐’之后，送来这两副对联。”

“第一幅的典故如此。第二副的‘典故’更多。老妻名李果珍，小女名穗，小儿名震，这是嵌名联。而“搞搞震”是粤语，意思是胡捣蛋，一联之内如此复杂，也颇不多见！”

“小儿胡捣乱事迹甚多，金庸后来又在赠他的书扉页上题字，有‘不搞不震非好汉，乱震乱搞岂英雄’之句，以资勉励。有金庸亲笔题字之小说，在同学中，登成英雄人物矣！”

倪匡对金庸性情的评论，也很有意思。

金庸是属于慢性子的人，涵养极好，多少年来，只见他发过两个半次脾气。此话怎讲？因为两次都不是盛怒，只不过表示了他心中的不高兴，而且这两个半次脾气，都发得十分有理。一次，是笔者为了一己之利向他作一个要求，时在汽车之中，金庸“哼”了一声：“除非《明报》破产，不然万万不能！”吓得笔者和同车人噤若寒蝉，连大气儿都不敢透着好几分钟。另半次是对一个行为十分卑劣的小人，该小人颠倒黑白，造谣生非者再，金庸当众宣布不与这种人同席——很多人，可能只看到过查先生这半次脾气而已。

需要补充的是：第一个半次生气之后不到一小时，金庸就打电话来：“如果你真觉得这样子对你有好处，就照你的意思办吧！”笔者忙曰：“不必了！不必了！”屈己从人，照顾朋友，这是金庸做人的豪侠之处。金庸事业大成，自然比一般摇笔杆子的朋友富有许多，向他有所求的朋友，很少受到拒绝。曾问过他：“你手上的钱如何处理？”他的回答是：“放在哪里都不记得了！”

施惠毋念，金庸是做得到的。但受恩勿忘，受过金庸好处的人，若能表达一下心中的感激，金庸也总会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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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王国

明报是他一生事业的象征，

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

任何一种成功，恐怕都是各种机缘凑合而成，有时候，刻意的追求常常达不到目标，反而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明报》是金庸一生事业的象征。

金庸当初办《明报》，当然有着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能够办一张真正自由独立的报纸。不过，那种理想仅只是朦胧的模糊的，一旦操作起来，大概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受制于变乱不已的社会局势与读者口味。谁敢说金庸一开始办《明报》就已有了宏大的计划，卓然不凡的品味？

如果没有沈宝新，《明报》会不会诞生并有日后的辉煌？金庸在异乡遇上初中时的同学沈宝新，不能不说是一种缘。人生如匆匆过客，多少种相遇只是刹那莳花，转瞬即逝。青梅竹马，劳燕分飞，再遇旧日伙伴，实是偶然中之偶然。不仅如此，那时的沈宝新正在从事印刷业务，而金庸已先后在四家大报任过职，对经营报纸的门径，相当熟悉。完全可以想象这对少年时代的朋友在南国香江初遇时的那分激动。天作之缘，一拍即合，他们决定创办自己的报纸。

1959年，一份叫《明报》的报纸在香港注册。公司注册资金十万元，金庸占百分之八十的股权，沈宝新占了百分之二十。这样的股权比例一直维持到九十年代。

“明”含有“明理”的意思，同时也象征了光明的前途。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写到了“明教”这么一个组织。金庸与“明”字有缘。

金庸请了当时香港最有名的书法家王植波题写刊名。这两个题字沿用至今。

《明报》创刊初期，人手很少。沈宝新管营业，金庸负责编务，潘粤生作他的助手。

那时候香港的报纸，大体有二类，一类是比较高层次的如《星岛》、《华侨》、《工商》等；另一类是低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