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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现在我们看得到的材料中得知，冰心最早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后来引她走上文坛的“问题小说”，而是一篇记叙文性质的杂感，这篇杂感的名字叫做《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

这件事情的背景是这样：

1919年先6月28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迫于国内爱国同胞的压力，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向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提出了全体辞职书。以“五四”游行示威为开头的爱国学生运动，终于以这样的结局告一段落了。因此，学生联合会便宣布学潮停止，可以开始复课了。7月，蔡元培也答应了重新返回北京大学，重任北京大学校长。表面上看来，五四运动是以爱国学生的胜利告终了。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当蔡元培答应回到北大重任校长的消息传出来之后，政府中的反动分子便又重新制造阴谋了。

当时掌握着北洋军阀政府大权的段祺瑞，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封建军阀。他为了对抗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南方革命势力，一直把象蔡元培这样开明的学者，和拥护共和，拥护孙中山，拥护民主与科学的爱国青年学生，当作心腹大患。他操纵的安福系反动政客，一直想要借机打击那些曾经积极地领导和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和教授。7月16晚上，他们举行了一个宴会，想方设法地收买拉拢了几个学生，准备第二天也举行一个由他们操纵的集会，目的就是要打击那些积极参加“五四”活动的学生和教授。安福系早在宴会之前就事先拟定好了各项决议案，他们诬蔑“五四”事件的骨干分子是少数好闹事的、自私自利的、沽名钓誉的人物，胡说正是这少数几个人强迫大批懦弱的学生拥护他们，才发生了“五四”事件。安福系无耻地强奸民意，假冒一千个学生的名义宣布说，多数学生都反对五四运动，并且反对蔡元培回校。

当天深夜，参加这个宴会的两个学生，就把安福系的阴谋告诉了他们的同学——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第二天，当安福系的阴谋者正在北京大学的法政大楼开密会时，一百多名支持“五四”运动的学生冲进了会场，把被安福系收买了的五名学生抓了起来，审问了他们，取得了他们承认与安福系勾结的书面口供，然后把他们锁在了北大理科的房子里。后来，这五个学生和他们的同谋，在安福系的策动之下，投诉警察局，直到晚上，才被警察从被锁的房子里解救出来。第二天，那些反对安福系的阴谋活动，冲击了他们密会会场的学生首领，反被警察所逮捕。之后，北洋军阀政府的地方法庭，就判决他们犯了执行非法审判罪。

关于这件事，北京《晨报》（刘放园先生所在的报纸）1919年7月29月第二版上，曾经刊登过这样的一条新闻，标题是：

《北大学生竟被捕矣，已有三名被逮，此外尚有八人》：前因安福系欲破坏大学，利用许有益、俞忠奎等在法科大学秘密开会，商议实行破坏之手段。事为该校干事会所闻，群起质问，许等佯为悔过，自具悔过书而退。翌日复受人鼓动，遂恼羞成怒，通电各处并诉诸警厅，皆以被打伤为词，此前数日事也。乃昨早忽有北京大学生鲁士毅、王文彬、朱耀西等三人被法庭拘捕之事，此外尚有孟寿椿等八人亦在票拘之列。

5月4日的怒潮刚刚平息，北洋军阀政府就又导演出了这样的丑剧，广大学生和知识界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一位著名律师刘崇佑挺身而出，自愿在法庭审判时当场出庭，为爱国学生作正义的辩护。

这场由段祺瑞政府一手导演的，让几名被军阀收买了的走狗充当原告的丑剧，前后只上演了八个小时。

冰心在她所写的这篇文章《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里，记述的就是她在二十一日到审判厅听审的情况，以及她当时的心情和感受。

她一方面如实地记述了这场法庭斗争的始末，另一方面也是用事实向社会呼吁，要求公众主持正义和公道。

残酷而冷峻的现实，刺痛了这位温文尔雅的十九岁的女大学生的心。她在法庭里旁听的时候，“耳中心中目中一片都是激昂悲惨的光景”，使她的身心“充满了感慨抑郁的感情”。直到返回温暖的家中之后，她还不能摆脱这场法庭斗争给她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震动，一个人坐在廊子上，怔怔地回想。家里雇用的张妈，看到她这样，就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告诉了张妈，没想到这位普普通通的乡下妇女，竟然说出了如此明智的话语：“学生打吵，也是常事。为什么不归先生判断，却去惊动法庭呢！”冰心直觉得这位劳动妇女的智慧和品德，实在比那些制造事端的反动政客要高明得多。但是公道和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