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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通过凌瑜、何彬这样的人物反映的，就是这种时代病。

所以，《超人》才能使茅盾感动得下泪。

茅盾在这篇小说发表了十四年之后，在他所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里，再一次地提到了《超人》：“《超人》发表于1921年，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注意，而且引起了摹仿（刘纲的《冷冰冰的心》，见《小说月报》第13卷3号），并不是偶然的事。因为‘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在当时一般青年的心里，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冰心在《超人》中间的回答是：世界上人‘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她把小说题名为《超人》，但是主人公的何彬实在并不是‘超人’，冰心她不相信世上有‘超人’。”

在冰心的心中和笔下，大概只有“爱”，才是唯一能够拯救青年灵魂的法宝。题材与《超人》相似的另一篇小说《烦闷》中，那位没有姓名的，以第三人称代表的男主人公“他”，也是一个患了厌世症的青年人。从他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看，简直就是冰心本人经历的再现，他“有生以来，十二年荒凉落寞的海隅生活，看着渺茫无际的海天，听着清晨深夜的喇叭”，“使我独学无友，只得和书籍亲近。更可恨我们那个先生，只教授我些文学作品，偏偏我又极好他。终日里对着百问不答神秘的‘自然’，替古人感怀忧世”。“他”虽然是个男性，但他表现出来的忧郁和烦闷，恐怕在相当程度上是表现了女性冰心的心境，只不过冰心的抑郁和烦闷，不象“他”的那样强烈，那样极端，那样难以排解罢了。

“他”也象何彬和凌瑜一样，是个患了忧郁症的青年知识分子。

他被一种幻灭的情绪支配着，觉得自己与这个社会实在是格格不入。

他看见一位聪明的同学，就想：“这孩子很聪明，只是总不肯用一用思想——其实用思想又有什么用处，只多些烦恼，不如浑化些好。”

他看见两位同学之间，一会儿坏，一会儿好，内心就生出了这样的感慨：“人生只谋的是自己的利益，朋友的爱和仇，也只是以此为转移——世间没有真正的是非，人类没有确定的心性。”

他常常起着无名的烦闷，同学们吃饭去，他偏不吃饭去，还想：“到底是吃饭为活着，还是活着为吃饭？一生的大事，就是吃饭么？假如人可以不吃饭，岂不可以少生许多的是非，少犯许多的罪恶么？”

他在烦闷已极的时候，还写了一篇愤世嫉俗的文章，道出了他同时代人的共同的苦闷。这篇文中之文的题目叫做《青年人的危机》，“他”在其中这样地写道：

青年人一步一步的走进社会，他逐渐的看破“社会之谜”。使他平日对于社会的钦慕敬礼，渐渐的云消雾灭，渐渐的看不起人。社会上的一切现象，原是只可远观的。青年人当初太看得起社会，自己想象的兴味，也太浓厚；到了如今，他只有悲观，只有冷笑。他心烦意乱，似乎要往自杀的道上走。

原来一切都只是这般如此，说破不值一钱。

他当初以为好的，以为百蹴不能至的，原来也只是如此。——这时他无有了敬礼的标准，无有了希望的目的；只剩他自己独往独来，孤寂凄凉的在这虚伪痛苦的世界中翻转。他由看不起人，渐渐的没了他‘爱’的本能，渐渐的和人类绝了来往；视一切友谊，若有若无，可有可无。

这是极大的危险不是？我要问作青年人环境的社会！

那么，他的这种极端的烦闷，怎样才能得到解脱呢？——

冰心为他找寻的方法，仍然是母爱和童心。

他百无聊赖的时候，只能奔回自己温暖的家庭。因为“只有‘家’是人生的安慰，人生的快乐”，他“轻轻的推开门，屋里很黑暗，却有暖香扑面。母亲坐在温榻上，对着炉火，正想什么呢。弟弟头枕在母亲的膝上，脚儿放在一边，已经睡着了。跳荡的火光，映着弟弟雪白的脸儿，和母亲扶在他头上的手，都幻作微红的颜色”。

这一片温馨光明的景象，这充满了“母亲的温柔的爱，和孩子天真极乐的睡眠”的图画，便把他的满腔烦愁立刻驱散出心头，化成为两眶“爱感之泪，聚在眼底”。他完全从烦闷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了，心里竟然喊出了这样的一句话：“人生只要他一辈子是如此！”

可见，母爱和童心，这两个治疗厌世症的法宝，是多么地灵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