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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这时候，抗日战争虽然刚刚结束不久，而解放战争已经全面地铺开。冰心坐在参政员席上，只觉得无从讲话，便只好闷坐在那里，写下了不少打油诗。除了冰心之外的其他女参政员们，倒都有些热心过度，只要有人提到“和平”二字，她们就一个接一个地相继站立起来，每人述说一段所谓的事实，然后就大声疾呼，主张对共产党下讨伐令。冰心还向她的教授朋友们讲述了这样的一件事实：有一个女参政员竟然走到冰心旁边，双手扶着桌子，咄咄逼人地问不发言的冰心：你赞成和平吗？冰心回答说：你这叫什么话，岂有中国人不赞成和平的道理！那位女参政员就说：要和平就得双方进行，光是我们这边要求停战，也和平不了……。冰心赶紧打住她，对她说：请你先回到你的座位上去，这个样子站在这里不好看。由此可见，当时的冰心，虽然身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她对国民党的政治，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天的晚上，6月17日，燕京大学的教职员会，又在燕园中最美丽的临湖轩里举行了座谈讨论会，专门邀请冰心作旅日生活的讲演，并主持讨论有关日本的问题。

谦虚的冰心，首先向同事们表示：自己是以中国代表团职员“眷属”的身份，跟随丈夫到日本去的，所以谈不上讲日本问题，只说说在日本的见闻。

冰心看到，战败国的日本人民生活很苦。国内物资极为缺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物资全由国家集中控制，而向美国、菲律宾、朝鲜、中国出口。除此之外，虽然美国的新闻界常常赞美日本人的合作态度，但是，在冰心看来，日本距离真正的民主化还很遥远。所谓合作态度，其实只是顺民式的合作，而非真正的合作。比如，1946年，日本当局提倡民主，允许罢工，日本工人就天天罢工。而在1947年，听从美方意见的日本当局忽然禁止罢工，日本的工人也就立刻不再罢工。尤其让冰心不以为然的是：日本妇女的处境，仍然十分悲惨，妇女杂志也都要由男人控制。更为滑稽的是：一次日本的女议员访问冰心，还有一名男议员作陪，由男议员提问，也由男议员作答，女议员不过是个陪衬。针对这种情况，冰心在日本的大学讲演时，就提出：一个社会若不尊重女权，就相当于一个人只用一只脚走路。这种走法，当然是既不快又不稳。而如果日本社会要想民主，要想向前发展，就必须治好另一条腿，让两条腿一块走路才行。冰心在观察了日本的现状之后，得到了这样一条结论，就是：战败国的日本，现在只要求重新建设，自给自足，复兴民族，决对谈不上再侵略别国。将来是否还要侵略，得看以后形势的发展情况。冰心在国内小住之后，于1948年的6月又返回东京。这次到东京，是由上面提到的那位学者仓石武四郎安排的，应日本东方学会东京支部和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的邀请到东京大学讲学的。冰心为日本的大学生做了五次讲演，为这五次讲演作翻译的就是仓石武四郎先生。

冰心的讲演，受到了日本大学生的热烈欢迎。讲演所在的东京大学三十九号大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听众们纷纷提出要求，要把这几次讲演的稿子，印刷出来，结集出版。

于是，仓石武四郎又忙碌了起来。

他先从研究室的小野泽精一、山井涌、山下龙二三君手里要来了冰心讲演的记录，并留下了其中的一位帮助他作笔记，他边看这三位同事的记录稿，边回忆自己翻译时的情况，在这位同事的帮助之下，完成了译成日文的第一稿。仓石武四郎一方面为冰心的文稿进行着翻译，整理着记录稿，另方面还要写作自己的讲义，紧张的工作和过度的劳累，终于使他“相当地影响了健康”①。冰心是位对自己的文字十分负责任的严肃的学者，她要求，在她的讲演稿出版之前，让她自己过过目。把日文的草稿拿给冰心过目是没有用的，这样，仓石武四郎就又用加强语言学习为理由，请来了在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学习的中山时子君，请她把他翻译好了的日文草稿再翻译还原成中文，然后将这份中文稿拿给冰心来过目。冰心把这份文稿仔细地阅读过之后，删去了其中的一些有趣的插话。虽然仓石武四郎觉得十分的可惜，但是因为冰心不愿意让这些话落实在文字上而流传开去，日本方面也就只得勉强地同意了。在经过了如上一些人士的劳动、过目、翻译、书写之后，这份稿子，终于由中国代表团的阎承惠誊写清楚，于1948年的年底，由冰心转送给了仓石武四郎。仓石武四郎在1949年的元旦至3日这三天，再把由冰心审定的中文原稿改删译成日文，然后由他的同事小野泽精一与山井涌两位誊写清楚，交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