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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说：“我认为戒断症状就像毒品，长久以来都被过度渲染。其实这都只是我们的道听涂说、以讹传讹。如果让有毒瘾者现身说法，那只不过是种不舒适的感觉，甚至达不到痛苦的程度。老鼠确实没出现痛苦的反应，越战退役军人也没有，还有许许多多人药物成瘾后，经历了戒断症状后，随即停止好转。”

亚历山大的研究意味着，成瘾反应事实上可以受自由意志所控制。老鼠、人类都可以成功戒断，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无法放手，并不是因为某些物质难以抗拒，而是因为动物发现在特定的环境中，没有比慢性自我毁灭更好的抉择。亚历山大所谓的成瘾，是一种因应生活方式而采取的策略。而所有人为建构的策略，都可以通过教育、转移注意力等加以改变。会不会上瘾，我们可以抉择。

尽管老鼠乐园的实验是在20多年前做的，但亚历山大对实验仍记忆犹新。亚历山大说：“我们随时都在讨论实验，吃饭时讨论，周末也讨论。我的孩子来实验室看老鼠，搜集资料。这些老鼠的反应一再挑战种种有关成瘾的成见，实在令人振奋。我的生活乐趣只有这一项，但也足够了，没什么好抱怨的！”

从亚历山大这番话里听不出任何兴奋的意味。尽管他不承认，但我还是感受到些许的失望。老鼠乐园的研究确实极具价值，并给人们带来许多冲击。然而这项研究始终未受瞩目。亚历山大说：“我们提出研究报告，希望能发表在《自然与科学》（Science　and　Nature）上。这项研究完全有资格刊登，但一连好几次都被退稿了，实在太令人失望了！”最后，一本学术地位很高，但知名度较低的期刊《药理学、生化科学与行为》（Pharmacology，Biochemistry，and　Behavior）刊载了老鼠乐园的研究报告。亚历山大说：“那本期刊很不错，水准不错，可惜看的人不多。毕竟，那是药理学期刊。”

来自科学不毛之地的研究

亚历山大的研究较偏向心理学领域，但当时生物学当道，许多著名科学研究随之出现，这项研究遂遭人忽略。20世纪70年代，斯坦福学者戈尔茨坦（Avram　Goldstein）发现，人体会分泌一种类似鸦片的物质：内啡肽。他也观察到海洛因成瘾者无法分泌足够的内啡肽，因此他假设若为成瘾者注射内啡肽，应可以降低其对药物的需求，可是结果完全无效。

但这并不重要，这项实验受到了重视，因为它是以生理学为基础，而美国学界对有关分子的理论特别青睐，只要是这个角度的论点，就算文不对题、避重就轻，都无所谓。亚历山大却将重点放在种族、阶级及其他多元社会中的微妙因素上。

亚历山大有时会忿忿不平。他指控生物医药领域为了政治利益，刻意隐瞒有关吸毒行为的重要信息。毕竟，老鼠乐园的实验结果如果受到重视，政府势必整顿市区老旧住宅，提高教育经费补助，降低医药经费比例。然而批评者指责亚历山大只想出名，曲解资料，企图引发社会争论。这是耶鲁大学毕业的缉毒人员克雷勃的观点，他以耶鲁大学为荣，认为来自“康涅狄格河以北”的研究都不值一顾。根据克雷勃的常春藤名校的标准，亚历山大的研究来自科学的不毛之地，所以他这样说：“一开始听到这项来自温哥华的研究，我还觉得很不错，不过现在却发现它的研究方法大有问题。”

我问：“有哪些问题呢？”他说：“我记不得了。”

我说：“亚历山大说，你认为成瘾是无可避免的现象，只要与毒品接触就会导致成瘾。”克雷勃说：“太可笑了，我从没这样说过，也不这样认为。”我说：“如果你不这样认为，为什么不支持毒品合法化？”他说：“美国有多少人咖啡因成瘾？”我说：“很多。”

他说：“大约2500万。多少人尼古丁成瘾？大约5500万。多少人海洛因成瘾？200万。越多的人接触某种药物，就有越多的人上瘾。尼古丁很容易获得，所以到处都能看到瘾君子。如果海洛因也很容易获得，上瘾的人数就会暴增，导致相当危险的后果。”

亚历山大指出，禁酒运动之前，成瘾比例始终维持在1％左右。他表示，把药物成瘾归咎于容易获得，犹如把肥胖问题归咎于食物，这显然与多数人的情况不符。

克雷勃继续说：“你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弄到一瓶啤酒？”我说：“一分钟吧！”我想到了放在冰箱里的绿色酒瓶。克雷勃又问：“拿到香烟要花多长时间？”我说：“2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