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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当北大营、奉天城和南满各地全力抵抗时，紧急调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部队乘火车南下，一年前进关的精锐当然也要出关。19日天亮后，再出动飞机。这一天，日本驻朝鲜飞行队也到了奉天，可它能来多少架？东北军有200多架飞机（还有说300架），空中仍然是优势。你打炸我的北大营、奉天城和南满、安奉铁路沿线城镇，我打炸你的军队、大营和南满、安奉铁路，以及一切可以打炸的目标。特别是那个第2师团主力，无论还在辽阳，或是北上奉天途中，都要把它打炸个一塌糊涂。日本军队再多，飞机军舰再厉害，也是远水不解近渴。一时间，即便不是把小鬼子打垮了，也把它打住手了。你打不下去了，那就坐下来谈吧。再把“国联”代表，或调查团什么的找来，那就更好了。

再看江桥抗战，数万敌军在飞机、装甲车、重炮掩护下不断攻击，东北军以死相搏，激战16天，光日军就毙伤5000余人。须知，当时东北已是大势已去，马占山独立难支，他指挥的又是黑龙江的省防军、屯垦军，比起北大营7旅这样的国防军，从官兵素质到武器装备都差多了。

事变之际，最需要的是当机立断，抱定打烂坛坛罐罐也要血战到底的决心。因为对东北、东北军和张学良而言，这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最后的斗争了，必须咬牙横心，豁出老命小命拼命了。

可这位当家人有这等气魄吗？

事变第5天，张学良召集高级将领会议，研讨东北对策。

于学忠认为，日军现在东北各地横行，我们虽然避免全面冲突，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哪怕牺牲3个团，也要给敌人打击，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国人。同时建议在北平的吉林、黑龙江两省军事长官，尽快返回防区，掌握军队。

张学良当时同意了，翌日又变卦了。

奉天沦陷，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跑到锦州挂牌办公。这回从蒋介石到南京政府，可不是有点儿含糊其辞，甚至让人觉得不无嫁祸于人味道的“相应处理”，而是命令抵抗了。因“九一八”事变而特设的特种外交委员会，秘书长顾维钧，或个人，或与宋子文联名，一再致电张学良：“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也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切勿后退。”“航空第一队已限3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

12月30日，即东北军全部撤退锦州前两天，日军进占锦州前三天，南京政府还致电张学良：

北平张主任勋鉴：密艳电（“艳”的韵目代29日——编者注），并勘日御敌情形，殊堪嘉许！陈述困难各节，均所深悉。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日军攻锦时，天津或有异动，亦须预先防止。总之，望该主任深体政府之意，激励将士，为国牺牲，是为至要。国民政府，卅亥印。

“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这话是不是已经说到家了？事变当夜，板垣征四郎是以本庄繁的名义下达攻击令的，一步到位。东北军则是赵镇藩、王以哲、荣臻，一级级请示到张学良、蒋介石那儿，蒋介石又把球踢给了张学良。如果说少帅年轻，还缺乏历练，由不抵抗到抵抗，事变当时就让他作出这样的决断，是勉为其难了，到江桥抗战时已经一个半月了，是不是应该回过味儿了？那边江桥受阻，这边再调集精锐出关、出锦州，向奉天攻击，劁猪割耳朵，让小鬼子两头难受，不是挺好的机会吗？

“九一八”事变后的个把月左右，乃至再长一点儿的时期，对东北的命运走势是至关紧要的。日本也在调整政策，它也不是铁板一块，某种程度上也是走着瞧，看你的动向和战场上的态势。各地一些执掌大权的、后来投靠日本的人，也在看着少帅的动作。同样的荣华富贵，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是不愿意戴顶“汉奸”帽子的。至于马占山、李杜、冯占海、苏炳文等爱国将领，盼望少帅率兵出关，打回老家，那就不用说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你把小鬼子打疼了，让它知道辣椒不是巧克力，它就不得不住手了，甚至可能相当长的时间不敢轻举妄动。这与事变前的隐忍自重，可谓殊途同归。隐忍而无自尊、自重，只是一味屈辱地忍让、退避，这不是纵容、助长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把东北拱手让给人家了吗？

即便日本不惜一战，从本土调来重兵，大打出手，东北到底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