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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厝�懒鳎�1914年他就出生在那里。

5月日寇占汤原，8月松花江发大水，两岸一片汪洋，房倒屋塌，粮食绝收。水落后，瘟鸡瘟狗又瘟人，王钧的两个哥哥先后死去。战乱加天灾，遍地起胡子。一天来了帮报号“傻子”的队伍，把父亲和大侄子绑走了，送“叶子”（“信”，胡子黑话，又称“海叶子”）的“花舌子”（胡子绑到票后，在胡子与票主之间往来送信、联系的人，叫“花舌子”）捎信说，要大嫂的改嫁钱。胡子的眼线灵着呢。晚上又来帮“砸孤丁”（小帮胡子，只有几个人，又称“棒子手”、“小线”）的，进屋用枪把人逼住，把王钧和四弟吊在房椽子上，用枪托打母亲要钱。两个哥哥治病借好多债，那点儿钱都还债了，哪还有呀？几个恶鬼把饭锅拔下来，把母亲绑在锅灶上，下边架火烧。又把五岁的小弟弟抓过来，拽起一只胳膊，用油灯烧腋窝。王钧和四弟瞪眼瞅着，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

报仇！

屯子里来了个货郎，担子颤悠悠的，手中摇晃着拨浪鼓，一路吆喝着“花生烟卷芝麻糖，针头线脑小花布……”见有人围上来，放下担子，手上忙着，嘴里也不闲着：老少爷们儿哪，咱们的东三省叫日本子占了，咱们都成亡国奴啦！小日本子在南边杀老鼻子中国人了，咱们这旮旯也没几天好日子过了。黑金河有个叫宋竹梅的，是红枪会的司令，带队伍去佳木斯杀了不少日本子，那才是咱汤原县的好汉呀。

见人们听得挺认真，货郎嗓门儿更大了：不少屯子都拉队伍和日本子干上了，咱们屯子这么多老少爷们儿，也不能瞪眼等着，让日本子来糟蹋祸害呀！……

王钧对拉队伍感兴趣，就插了一嘴：你说拉队伍的是哪个屯子呀？

货郎看他一眼，低头收拾货郎担子，说俺是卖货的，说说外面的事热闹热闹，人多让大家伙儿多买俺的货。

见王钧有些失望，就压低声音道：老弟真想买货，到后屯刘会民那去一趟就有了。

王钧就去了刘会民家。前后屯住着，都认识。这刘会民人称“刘大哥”，在屯子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的弟弟和大儿子，还是王钧的同学。这天晚上，王钧平生第一次听到“共产党”、“阶级”、“阶级斗争”、“土地革命”等新名词，似懂非懂中，觉得有道理，却又有股说不出来的什么劲儿，好像离他和屯子里的人挺远。

六十多年后，王钧老人说，要是刘会民光讲这些，说不定今天我还在三道流当农民呢。

10月10日叫“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

1932年的这一天，从黑金河到半截河子屯的官道上，急匆匆走着五个年轻人，身上背着麻袋和背包。时令已是初冬，河边结了冰碴儿，庄稼人都在场院里忙活着。

进了屯边一个破土围子，放下东西，为首的赵华瑞和李福臣对视一下，赵华瑞开口道：一会儿同志们就到了。“今儿个”（今天）不同往常，今个是咱们拉队伍的日子。咱们都是管事的，一会儿“自己个”（自己）要说什么、干什么，都再寻思寻思捋一捋，别到时候弄得“秃噜反帐”（啰啰唆唆）、“半拉克叽”（丢三落四）的。

第一个赶到的小伙子，不到二十岁的样子。空筒子棉袄半敞着，黑夹裤上缝了不少补丁，一双牛鼻子傻鞋。进土围子摘掉狗皮帽子，刚剃的光头上热气腾腾。

小伙子从兜里掏出个红布条，不知道交给谁。赵华瑞接过来，看看上面的号数，对上花名册上的号数、姓名，高兴地拍着小伙子的肩膀：你是咱们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队员。

每个队员都有个写着数字的红布条，从1号到45号。这一天，身上揣着红布条到这半截河子屯来的人，就是红军了。都是各区委选送的，其中1/3为党团员，其余为积极分子，当时叫“坚决分子”，朝鲜（族）人占一多半。还有三个女队员，也都是朝鲜（族）人。80％以上为农民，其余的是铁路工人、金矿工人，还有几个猎人。

有两个人没来，一个病了，一个被父母看住了——后来也都参加了。

李福臣喊站队、站队。庄稼人没排过队，有的也不大明白“站队”是什么意思，念过书的明白，就很认真、严肃地乱了一阵子。

赵华瑞讲话：同志们！从今个起，咱们的队伍就拉起来了，大家伙儿就都上队了。咱们不是张学良的见了日本子就跑的奉军，更不是祸害老百姓的胡子，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打日本子、打地主老财和走狗的红军。亡国奴的滋味不是人受的，老百姓都指望着咱们这些人，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