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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王敏的腿真的断了。从此，“王才子”变成了“王铁拐”。

回到牢房，同志们关切地对王敏说：“你受那样大的罪，还笑呢！”

王敏则笑道：“今天我又一次胜利了，那些家伙从我这里什么也没捞到，怎能不笑呢！”

山城解放指日可待，就在前些天，王敏在牢房里曾风趣地对难友们说：“我王铁拐不能跛着脚出去迎接解放军，这太损害我的形象。如果明天早上大军进城来了，我要在腿杆上用竹杆绑成高脚狮子，走出通城迎接解放军，谁会认出我是跛子呢？”

现在，王敏真想找一根竹杆绑在自己的腿上，去迎接英勇的人民解放军。

“五室的唐虚谷！磨蹭啥子嘛？快出来！”特务仍在不停地催促着。

“老大哥也要走啦！”特务的一声“唐虚谷”，使整个监狱内的“囚犯”们心头异常沉重起来。43岁的唐虚谷，就是《红岩》中所描述到的“老大哥”，这位以渊博的革命理论和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著称的共产党员，在狱中威望极高，实际上超过了“许云峰”和“江姐”等人物，是同志们心目中真正的“精神领袖”。

胡春普，渣滓洞仅有的十几名脱险的共产党人之一，他在监狱里与唐虚谷关在同一室，相互之间非常熟悉。胡春普在前几年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中如此介绍自己的难友唐虚谷——

1948年八、九月间，唐虚谷同志被送进渣滓洞，身穿土布挂衣短裤，脚穿空心布鞋，光头，眯缝看眼睛，皮肤褐黑色，很像一个赶乡场的小商贩。

一天，我们打篮球，各室囚犯照例分享一点在牢室外，站在走廊上静观的自由。中间休息时，球场上的“运动员”有喝水，抽烟、蹓跶的自由；“看台”上的观众，有通过球场上厕所的自由。唐虚谷同志，听见球友曾叫我的名字，借机走到我身边，低声问我：“你可是渠县的胡某某？”我答“是”。他紧接着说：“我是唐虚谷”，又指着女室那边说：“那是江东琼，我的爱人。”“有没有办法同外面通信？”我说“有”，他就说：“我们是在万县被捕的，还有两个小孩子，只十来岁，流落在那里。通知我家里设法找到，领回渠县。”后来，我通知外面，把他们的孩子领回了渠县。至于唐虚谷同志如何知道我，并对我这么信任，没有问过他。估计也像我知道他一样，从渠县朋友处听来。唐虚谷同志住楼五室，当时，正传说楼五室有托派。我把这一情况告诉唐虚谷，要他注意。与唐虚谷认识后，一有机会，我们就走到一起。逐步知道，他被捕时是万县中心县委书记，在万县对岸开一家鸡毛店。大概一两个月后，唐虚谷同志专门跟我谈起楼五室托派问题。他说，那里有什么托派，问题已经解决了。大家把问题弄清楚了，观点、认识一致，没有争论，也团结了。

原来，唐虚谷同志来以前，传出楼五室有托派，我把情况告诉唐虚谷同志后，他就留心观察同室各个人的表现、言论。知道他们都是青年知识分子。几乎每天都分成两派，争论一些理论问题。双方都引经据典，好像都有一点道理，却又不能说服对方。他们看唐虚谷同志像个乡巴佬，可能听不懂他们高深的理论。因此，两个相持不下的阵营，只要没有看守人员在楼上，就开始争论起来。唐虚谷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旁听，把他们争论的问题概括起来，归纳成几个问题。逐个考虑成熟后，一天正当双方争论十分激烈时，唐虚谷问他们，想谈点看法行不行，双方表示欢迎。于是，唐虚谷同志就把他归纳出来的几个问题，提出来问他们，争论的是不是这几个问题。他们认为是这些问题，然后，唐虚谷同志先以某一问题为例，说明甲方的观点，哪些认识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完整的。哪些方面，乙方的观点认识是正确的，哪些那些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完整的。进而指出哪些正确观点出自马、列哪本著作；那哪些错误观点是苏联什么时候的提法等等。而他们所争论的问题，之所以有些错误观点，或带有片面性，是因为他们为寻求革命真理，找寻苏联出版的书籍阅读，很困难。只要能找到的都读了。实际上，这些书籍中，有的是已经批判了的；有的甚至是十月革命前出版的。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缺乏革命实践经验，因此，都各自装进一些似是而非的、片面的、甚至错误的东西。在争论中，形成各不相让，互不服气的局面，导致一方说另一方是托派。唐虚谷同志还讲了什么是托派，托派有那些理论，托洛斯基的理论在中国革命中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等等。大家听了唐虚谷同志的分析后，一致表示同意，接受他的观点。从此，争论停止了，楼五室团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