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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远举拿着侦防课课长陆坚如呈上的盛超群“招供”名单，手都有些颤抖了——这是这位老特务多么期待的东西啊！

“盛不堪重刑，招出他是云阳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在云阳准备武装暴动，预定某时起事。还供了云阳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计划以及开会情况，提出了一张黑名单。我当时认为这是最好的材料，未加复讯就命令吕世琨、雷天元率领二处特务前往万县，会同万县区行政督察专员李鸿焘驰往逮捕。”徐远举回忆此次行动说：“万县专员李鸿焘，系邓锡侯的旧部，以其管辖区出了这样大的问题，就率领保安部队，开了一部专轮直下云阳，将盛超群所供的周璞等十余人，一并逮捕，解到重庆。经我一了解，被捕的人，有的是县警察局局长，有的是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有的是县参议员。一言以蔽之，都是反动党团分子及云阳地方豪绅，是欺压人民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反动统治的支柱，与中共地下党无关。全案扑了大空，不得不将在云阳县被捕的人全部释放，并请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云阳籍的军统特务头子许乾刚出面，安抚他们，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餐，致歉，并嘱他们在云阳县团结一致，反共清共。至于盛超群，我是非常憎恨的，以后杀害于中美所渣滓洞，还追索他哥哥盛腾芳在南京《新民报》的情况。他兄弟盛亚群，也被株连，关了一年多才予以释放。”

徐远举在盛超群问题上，大出洋相。当时特务分子们到云阳抓走周璞等一批官员后，震荡云阳各界，一时间，伪云阳政府乱成一片，百姓拍手称好。回到渣滓洞，徐远举亲自审问，欲给自己拉回面子，便重刑盛超群，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不想，盛超群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说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你们不相信，你们的人撬断了我的腿，我只得编一套交出来。”

盛超群从此在渣滓洞里监狱里成了有名的“智星”。他常给难友们出高超招对付敌人。

后来，徐远举也还上过一次当。但这一次他虽然没有抓到一个共产党，却破坏了一个革命组织——四川民盟。民盟成员、“黑牢诗人”蔡梦慰就是在这次敌人的行动中被捕的。

然而，敌人毕竟已经在重庆城乡各处撒下天罗地网，任何一点关于《挺进报》的风吹草动，皆在他们“全力以赴”的侦察范围之内。这样一份想在敌人眼皮底下不透一丝风声的革命报纸就因为一丝不慎的细缝终于靠造成了重庆地下党的巨大悲剧——

事情是从一个年轻的地下党身上发生的。这位叫陈柏林的年轻党员才18岁，他是民生路上的一个“文成书店”的职员，在特务们撒大网搜查线索时被迫暂停营业。店员陈柏林转到草堂国专暂住。

在这里，有位叫姚仿桓的军统情报员正好与陈柏林同室居住。姚是徐远举派出的“红旗特务”，即以进步分子的身份，潜伏到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中间，表现异常红色，最后在摸清革命阵线的情况下将进步分子一网打尽，故敌特机构称这样的特务叫“红旗特务”。陈柏林不知姚仿桓的底细，俩人在一起时陈对国民党反动特务们撒他的书店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一面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阴谋活动，一面表示将尽一切力量要恢复书店或重新办一个书店。姚仿桓佯装一样思想进步，随和着陈柏林大骂国民党腐败无能，这使陈柏林相信姚仿桓也是一个进步青年。陈柏林主动拿出一本《新中国初型》给姚仿桓看，姚仿桓翻书时发现书中夹有一张《挺进报》。

“老板，这里有情况……”姚枋恒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保密局重庆站组长李克昌。

“好，你继续盯住陈，我另派人接近这个陈。”李克昌指示道。

“我不可以继续行动吗？为什么还要专门派人来呢？”姚仿恒见立功机会快到了，却听上司要另派人来抢功，有些不悦。

“你的腿脚不利索，万一让陈跑了怎么办？”李克昌训斥姚。“长官，那我服从。”跛脚的特务姚仿恒只好放弃立功机会。让给了另一个假装失业青年的特务分子曾纪纲。

经姚仿桓的介绍，曾纪纲认识了陈柏林。曾纪纲以自己失业的“亲身体会”与陈柏林推心置腹地交谈，对追求光明、民主、自由和建立新中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这使陈柏林有一种幸遇知音的感觉。特别是曾纪纲投其有求，提出要办书店的想法时，陈柏林非常兴奋。为了寻找线索，曾纪纲提出应搬回书店去，陈柏林同意了。

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副站长吕世琨的得力助手，他在重庆各工厂发展了许多“通信员”、“情报员”，徐远举对他的评价是：“他很狡猾而又能吃苦，能深入到下层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