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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定无奈坐下来，将自己所说的写在纸上。作为市委书记，刘国定毕竟手头有不少党内“资源”，了解的党员情况也多，但由于情况来得突然，他一时弄不明白许建业是怎么被捕的？另外，特务找志成公司的人了解我的身份，证明特务们还不知道我的底细和身份。南岸永生钱庄的余天和李忠良是因为在农村武装起义失败后逃来重庆的，是按我刘国定前几天的安排，他们也应转移走了。现在我把他们供出来，特务会马上去核查，那只能是除了能证明有过这两个人外，其他的什么都得不到，这样特务们也无法证明我是什么人，充其也就量将我多被关几天放出来吧！刘国定这么一想，所以装着很自然地承认自己是许建业发展的“新党员”，供出了两个根本抓不到的“同党”。

“跟我们走！”特务收起刘国定的“供词”，便吆喝着将期押到了渣滓洞。

“喂，喂喂！我什么都不是，你们还不放我出去！刘国定一看到了监狱，内心很恐慌地冲甩袖而去的特务们喊道。

“老实等着再吧！”特务们头也不回地告诉他，因为这些人与整天跟共产党打交道，用他们的话说，你刘先生“玩”的这一套别想糊弄我们，是不是啥都不是，等我们抓住了另外两个共党后再核实了看情况吧！自许建业抓住后，所有本案的每一个细节，徐远举都亲自过问，甚至直接处理。

4月7日，徐远举亲自带领特务赶到南岸海棠溪永生钱庄经理李量才家中，以刘国定的名义骗出李量才之子李忠良和余天，在问及刘国定所送信的内容时，李、余所答不一，徐远举将二人带回严审。

审讯室里，李忠良经不住严刑拷打，在“杀头”的威胁下，没几下用刑就一瓜脑当了可耻的叛徒。李忠良根本不“忠良”，从他口中供出的情况有：梁大达武装起义领导人——邓照明、王敏、陈以文和参加武装起义的30多人；（2）在重庆一起参加抗暴活动的地下党员刘国鋕的地址；（3）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是梁大达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4）与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地下党员余永安。

“这回不仅有好戏看了，而且必定是一场大戏了！”徐远举拿着李忠良供出的长长一串“共党”名单，心头万分狂喜地对手下特务们说：“你们辛苦点，这回我有得给你们升官发钱的了！”

根据李忠良的交代，特务立即出动去捕抓刘国鋕和余永安。徐永安的被捕过程很简单，特务一到其所在的银行，正在上班的余永安一下被抓获。可是特务们抓刘国鋕可是颇费了一番精力。

当年的老特务漆玉麟1972年9月5日四川省第二监狱接受有关部门审讯时有过特务们如何抓捕刘国鋕的详细交代。漆说：“处长徐远举当依据刘国定的出卖情况，当指派侦防大队大队长季缕（又叫季子南，江苏人，他1949年12月从成都窜逃台湾）领着某些侦防特务数人到曾家岩何公馆处进行逮捕刘国鋕的，当时是何北衡是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在社会上很有地位，是不能随便闯进去抓人的，而季缕他就采取法西斯特务手段进入何公馆去，进行诱扑刘国鋕。但刘国鋕当时就发现季缕的手段，他就借口说：‘我上楼去打个电话后，就和你一同去会某人好吧’。季缕在楼梯下等了一会，不见刘国鋕下楼，即上楼去看，才发觉统楼通道那边还有两个楼梯口。刘国鋕上楼后，就从西楼桶口下溜掉了。季缕马上用何公馆的电话打给匪处长徐远举说：刘国鋕以借上楼去打电话的名义逃走了的消息时，处长徐远举当暴跳如雷他亲自到曾家岩何公馆去，强行要何公馆交出家庭教师刘国鋕和来当家庭教师的介绍人吴继时，当何公馆交出介绍人是重庆‘和成银行’总务处长刘某某（名我忘，他是刘国鋕的哥哥。此人和徐远举关系很密切）时，徐远举便亲自到和成银行，逼刘国鋕的哥哥交出了其弟与弟媳曾某二人的像片，以及有可能逃往的地方处等等情况。刘的哥哥当时在交出弟弟和弟媳二人的像片外，特别说明了其弟有可能去荣昌县城的郭姓姑母处。徐远举当即派我带领警卫组的组长黄声扬，组员陈林、章加愈带着刘国鋕曾姓二人的像片到荣昌县县城逮捕刘曾二人的。临走时，徐远举还特意对我说，你们要知道啊，季缕这人他是够滑头的了，但刘国鋕比季缕还要滑头。你们这次到荣昌县去时，不要坐专车去，借一辆商铺号的小轿车去好了，这样不易被怀疑是我们特务机关的。到达距离荣昌县城的一公里之处，就要下汽车，然后步行进城，再悄悄摸清郭某某的住址及他家近日来的动静后再作行动。我等就是按照徐远举的指示去办的。

“当时我们去了四人。在到达荣昌伪县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