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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中的“困惑”也不是指学生琢磨不透难题时的感觉，而特指交往中的尴尬瞬间。“困惑”的人多会顾左右而言他，呼吸急促，语调紧张，有些人还会不由自主地脸红口吃，打嗝发颤，让尴尬愈发尴尬，而“困惑”中人的种种生理反应又和备觉耻辱之人相差无几，可见“困惑”和耻辱有着天然的联系。

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原本好好地和别人聊着天，却突然发现自己讲了不该讲的话，或突然作出了诸如打嗝放屁的失态之举，霎时改变了气氛，尴尬之情油然而生。此时，一些机敏之人往往会作出一些掩饰狼狈的举动，譬如转移话题，这些举动往往能让原本顺顺利利进行的谈话继续进行下去。对此，社会学家戈夫曼总结道，当人们在相互作用中发现自己的自我形象受到威胁时，便会沉着地抑制耻辱和困惑的所有表现，尽量不暴露出自己的狼狈，以便相互作用顺畅进行。

当人们觉得有失颜面时，就会感觉到耻辱，心下不安，原先流畅进行的相互作用，就好比一首突然走调的歌曲。如果将相互作用抽象成一件“事”的话，耻辱和羞耻就是对中断了这件“事”的人的一种惩罚，而人们对耻辱感的掩饰，却刚好让已经中断的“事”继续进行下去。日本人小心敬奉的义理，巧妙地和耻辱融合一起，它利用了耻辱的感觉，使之成为相互作用的礼仪规范。

井原西鹤是古代日本最擅长描写市井人情的小说家，后人从他笔下的义理中归纳出4种逻辑，它们分别是：为自己地位比他人优越感到羞耻，即便要损害自己利益，也要降到和别人同一位置的平等逻辑；对方对自己有过大恩，行过大礼，自己也必须作出相应的回报的还礼逻辑；对方侮辱了自己，自己必须竭尽所能报仇雪恨的雪耻逻辑；无论如何要信守约定的节操逻辑。

按平等逻辑和雪耻逻辑思考的人，都分别体会了羞耻和耻辱的感觉，为自己地位的优越感到羞耻是因为考虑到他人的状况，执意报复让自己受辱的人是在维护自己的体面。平等逻辑下的义理和“体恤他人说”相契合，雪耻逻辑下的义理则印证了“义理意气说”。同样，还礼逻辑是“义理交际说”的表现，节操逻辑则映射着“善意交换说”，二者都把约定、信赖、礼尚往来当成了一种义务。

日本的义理，其内涵之深广让人惊叹，它要求人遵守契约，引导人们构筑起相互信赖的社会，并督促人落实每一个诺言，它涵盖了促使人与人相互作用确立并顺利进行的各种规范。因此，诞生自遥远古代的义理绝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日本封建时代的礼仪规范。

义理是相互作用的礼仪规范，各个历史时期的礼仪各不相同，因此，人们不能随便截取一段历史，将其中的义理硬生生地搬到其他时代。同理，只研究了某一历史阶段的义理，或是将各个阶段的义理割裂开来研究，不管这研究进行得多完备，也无法对义理作出全面判断，而只会为它感到困惑，感叹它是“人类学家在世界文化中发现的所有奇异道德义务范畴中最罕见的一种”。

本尼迪克特发现，日本人在报恩之时，会对恩做审慎地衡量，好比一个精明的商人一般，仔细考察自己受了多少恩，所受之恩是大是小，然后制定出完备的还恩计划，保证自己归还之恩和所受之恩等重等质。她以这种现象为起始点，紧接着又将义理分成“对社会的义理”和“对名的义理”两类，前者既还礼型义理，后者则是体面型义理。所谓“名”指的就是日本人格外看重的“名誉”，而还礼型义理中强调的礼尚往来，并不单指你送我豪宅、我还你汽车这般物与物的交换，还涉及到更为广阔的精神层次的交换规范，比如对诺言的坚守。

相比还礼型义理，体面型义理对人自律性的要求更多一些，而还礼型义理又比体面型义理更看重社会共存性的影响。显然，义理意气说将义理当成了对体面的规范的把握，而“体恤他人说”、“善意回报说”和“义理交际说”观点的持有者又仅仅看到了义理还礼规范的一面。学者们对体面型义理的争执不亚于对义理多义性的论争，有的学者甚至坚持认为，义理中根本不存在对体面的规范，其本来就只有还礼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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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耻与义理（4）

“善意交换说”的代表人物姬冈勤虽然更倾向“善意交换说”，却也承认义理和体面间存在微妙的联系。武士们无疑是最讲义理的群体，而知耻、尚名誉也是他们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让他们最不能忍受的，不是被轻慢，而是被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