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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不少崇拜天皇的日本人坚持认为，发动战争并不是天皇的错误，那些国家官员才是战争的罪魁祸首，他们歪曲了天皇的心意，利用了天皇的权威。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一直希望恢复战前的天皇制，他在小说《奔马》中将天皇比作太阳，将官员称为云朵，认为正是因为“云朵遮住了太阳的光”，日本才一蹶不振，想要恢复光明不能消灭太阳，而是要拨开云朵。最后，东条英机等人老老实实地接受了审判，下令发动战争的裕仁天皇却依然受人尊敬，安然地在皇宫中度过余生。如今在日本政界，高级官员在犯了大错后，让手下小官出面顶罪的事也屡有发生。

如果把权力代理制度中的“权力”替换成“权利”，这种制度依然会像从前那样运转下去。关于权利的本质，至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权利就是法律保护的利益——利益说；有人认为权利是法律保护的意志——意志说；还有人认为，权利就是被法律尊重的选择——选择说。更多的西方人认为，权利就是人的选择权，那些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人坚信“上帝赋予了人选择的权利”，在他们眼中，人的权利（选择权）是至高无上的。

如果结合这种观点，权利体系中的中间人，就不只是他上级的代理人，同时还代表着下级的主张。中间人的角色就像《圣经》中的摩西一样，一方面聆听上帝的教诲，将上帝（上级）的命令制成“十诫”教化众人；一方面又作为众人（下级）的代表，将人们的心愿转达给上帝。有了中间人的存在，下级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声音无法传达到上级那里，他们和上级间存在着遥远的距离，但中间人却成为二者沟通的桥梁。

下级的意志向上级集团传递的过程中，也不免有被中间人添油加醋的情况，一旦上级对下级的主张不满，中间人也可以以“我只是传达一下下级的要求”为由，逃脱责任。同时，下级人也可以埋怨中间人，没有如实地表达他们的愿望，就像上级权力向下级渗透的过程一样，下级意志传递给上级集团的过程，同样可能含混不清。

无论是代表下级主张，还是代理上级权力，中间人都有可能在其中做手脚，他们让人摸不清楚正在行使的命令到底是谁的主张，也让人弄不明白，他们是否如实地转达了人们的心声。

为了让上级的命令传达下去，中间人拥有了部分原属于上级的权力，对接受命令的下级来说，他们俨然就是上级的化身。就是因为中间人可以实现这种身份的转化，从承接命令的代理人，摇身变成发布命令的被代理人（上级），上级才可以巧妙地将自己的权力隐藏起来。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虽然中间人未必会有意歪曲被代理人的意志，但只要有中间人存在，就注定了命令的传达过程会对上级的本意有所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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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社会对立”的内心排斥（2）

虽然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仿照着西方国家建立起一系列的社会制度，但在处理政治结构的纠纷时，又和欧美大不相同，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原有的传统。在欧美社会，权力和权利都受到了法律的限制，同时又为法律保护。权利和义务相提并论，想要获得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人可以行使权力，也有接受别人行使权力的义务，二者的关系也被写入法律，神圣不可侵犯。

因为法的存在，权力要如何行使，行使的范围如何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出现问题，只要对照着法律，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就可以了。权利也与之类似，但凡为法律保护的权利，人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行使，即便发生了纠纷，有完备明确的法律条文做参考，谁犯了错，谁需要负责任也都一目了然。权力的实行者和承接者是对立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对立的关系，这些对立让纠纷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审判就是为了解决纠纷才设立的社会制度。

日本人不喜欢纠纷，会尽可能避免发生纠纷，所谓防患于未然，如果从根本上消除了纠纷发生的条件，就不需要用打官司这样麻烦的事来解决纠纷了。若纠纷还是发生了，那么与其让素不相识的第三方（法律）来评判谁对谁错，不如通过谈判等方式私自解决纠纷，公了不如私了。打官司、争对错本来就不是什么体面的事，还会弄得众人皆知，费时费钱，让原本就麻烦的纠纷，变得更加麻烦。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