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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削减不良资产存量以改善经济主体本身，进而革除银行运行中的体制缺陷，实现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基础性目标。在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之后，日本所理解和执行的是两种改革——被动改革和主动改革：前者系处置不良资产，而后者的突破口是邮政改革。

邮政改革既意味着走向“小政府”的结构性改革，也意味着一家占据着国民储蓄25％的“政策性银行”脱离政府控制而回归民间。日本所经历的改革在外部观察家看来十分渐进，颇有些“不知不觉”；而事实上，改革对于日本社会、企业和政府所产生的震荡，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可知可觉、强烈而且持久的。无论如何拖延，社会最终仍然需要付出改革的成本。

推进改革需要把握时机。日本经验还表明，推进改革的关键，在于使市场形成一个正确的预期。在竹中平藏看来，这种预期形成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而日本政府能够在2003年春对问题银行注入资本金，恰是一个机会，由此形成了政策与市场之间的良性经环。一方面，预期的形成涉及改革当局的“声誉”问题，具有良好财政和货币规则的政府往往容易获得公众对转型的认同；另一方面，即使政府具有良好声誉，改革方案必须向包括被改革者在内的全部利益相关体提供明确的利益预期和改革成本补偿措施，由此降低社会利益冲突导致的转型交易成本。

无疑，在稳定预期的基础上，高增长及高储蓄是转型的最佳时机。中国和日本都有民间储蓄传统，高增长期间的高储蓄，正可为金融机构利用负债资源解决即期财务困难提供充分手段，而事后通过重组可以逐步摊销改革成本。然而，升平盛世之时，高增长的繁荣极易掩盖因不良资产带来的经济病症，诸多结构性问题不易引起关注；而一旦经济增长下降，坏账压力速显，各类问题积累，已经积重难返。日本就曾因此一再延误改革。

前车之鉴，教训深重。中国远不如日本之发达，为避免“日本病”之灾，更应珍惜今天的时机，推进改革绝不可贻误。

…2006年第2期…

全方位改革的意味

“四位一体”的改革方略将使中国改革以更全面、更深入、更均衡、更有效的方式推进，进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条件。

2006年9月22日，国务院总理*会见到访的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é？时表示：“中国将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是第一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四项改革以平行并重的方式被提至前台；虽是仅在高层外事活动中一带而过，已足以使人眼前一亮。稍后，9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议及《*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正是会议共识之一，被视为构建和谐社会之必需。至此，决策层在未来全方位推进改革的意向已经十分清晰。

在中国改革史上，2006年会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从春季人代会上中央领导人重申“改革不动摇”的决心，到中央政治局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前夕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并行的方略，我们可以断定，未来中国改革不仅不会停步抑或倒退，而且将以全方位推进之势步入新的阶段。这一切无疑使人振奋。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27年。1984年，*中央正式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年，进而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改革至今已取得不菲的成就。而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早在改革初期就曾提出，但多年来实质性推进有限，整体滞后相当明显。这本身对继续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打好经济改革中涉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攻坚战役，显然是不利因素，也影响了文化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

我们可以理解，从年来中央有关决议开始强调“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到今番中央政治局高度共识地主张“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显示改革全局中，政治体制改革已被提至更重要、更明确的位置；而“四位一体”的改革方略将使中国改革以更全面、更深入、更均衡、更有效的方式推进，进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条件。

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大题目。颇有些分析一提起此便小心翼翼，有意绕开所谓敏感的“*”话题，甚或有意以政府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