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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有周期，而中国经济改革“国退民进”的方针则应持续推进，不能因为宏观形势的变化而出现动摇。当然，目前很难通过确切的数据，看清此轮“调控”对民营经济造成的全方位影响。然而，业界可闻可见的忧虑与怨怼，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特别是一些“调控者”在以行政方式进行“调控”时，对于民营企业的运作模式和成本控制能力并不了解，其思路往往接近于计划时代，做出的结论难免主观武断。而一有决策不当，又很容易在更大范围内对民营经济的信心带来影响，其后果可能相当严重。

关于民营企业的种种误解，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直接相关。2003年下半年来曾经有相当强烈的主张，称“中国经济并不过热”，因为此次投资高潮主要由民营经济所驱动，因此是有效率的。及至2004年春天以后过热之忧成为共识，“民营经济兴风作浪”又在一些官员中成为流行看法。其实，将宏观经济形势简单与所有制结构挂钩，对民营经济无论是褒是贬，都是缺乏依据的简单化做法，不仅容易在实践中造成偏差，还会导致民营企业对宏观调控本身的不解与反感。

经济学理论目前尚未给宏观经济过热以确切定义，但人们判断过热，缘何过热，主要看货币供给、固定投资和投资效率，而不是看所有制结构，却是可以肯定的。一般来说，民营经济采用预算硬约束，和仍然存在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相比，其投资决策必是理性的，因此也更有效率。将宏观过热断然归咎于“民营经济兴风作浪”，可以说是毫无依据。但我们也不能得出结论说，凡民营经济即不存在非理性行为和投资失误。宏观调控与民营经济之间，更非水火不相容。宏观调控可能会使企业所在行业的生存环境和竞争格局发生演变，但只要自身运行是有效率的，就会在行业的调整中生存下来，并继续健康发展。

在经济紧缩期间防止政策不当对民营经济造成不应有的伤害，关键还是要提倡市场化的宏观调控，尽可能减少和杜绝行政性的“调控”。在这里，如何对待传统的审批制格外重要。最近，据有关部门调查估计，目前全国在建的基本建设项目中，大概有60％～80％没有完全履行规定审批手续。进而又有建议，主张择优补办批准手续。我们觉得，这种主张极为不当，事实上是重新强化了已经松动、逐渐式微的审批制。况且，择优补批的标准很难确定，审批尺度必然地极具弹性，不仅提供了新的寻租机会，更使缺少官方资源的民营经济处于不利地位。一旦审批制以“一丝不苟”的方式复经，则“国退民进”大有可能变成“国进民退”。

正确的选择，应当在宏观调控之时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由市场的无形之手去决定项目的生死，让审批制退出经济活动。倘若不然，在短期，则企业唯政府马首是瞻；在长期，则企业——无论国企民企——都无从养成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商业心态。最终的结果，将是市场的无序与权贵资本主义并行，无论经济周期走至哪一个时点——紧缩抑或放松银根，其情其景都会非常令人痛心。

…2004年第12期…

“官商勾结”和民营经济 （1）

国家权力及其各级代理人从市场中撤退，是避免民营资本成为官僚资本代理人的关键。

2004年6月来热点话题太多太集中，而于交汇之中的最热话题之一就是民营经济。本专栏上期谈了宏观调控与民营经济的关系，认为不可借宏观调控之机强化审批制，进而影响“国退民进”的改革战略执行和民营经济成长。在这一期，则想谈谈民营经济自身。连月来成为股市焦点的德隆系崩溃，以及新近由审计长李金华披露的佛山南海巨额经贷案，都使人联想到民营经济，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自然是有，但更多的，亦在担心丑闻株连民企的声誉，败退加剧民企的困顿，等等。

这种担心，可谓中国国情之一。设想，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各异归属各异，若一家或几家公司连续出问题，亦很难让人迅速联想，有意无意间与某一类所有制相关联。而在中国，所有制关联简直成了思维定势，不独国内甚至境外投资者亦然，香港市场当年对民企股的追捧和如今的避之唯恐不及，就是偏见的实例。由是，在认知的层面，便大有必要对民营经济作更多分析和区分。一个重要的区分，便是辨识民企和政府的关系。那些凭借官商勾结发展，或者希图踏上官商勾结“捷径”的民营企业，与绝大多数主要凭市场、凭勤劳创业生存发展的民营企业，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在这里，政府的角色又起着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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