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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所谓“室中人说是意在丑化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却没有在意”，很难让人相信。

杨沫对这段感情自然也不会泰然。她的方法不同，是对之进行重新书写。在《青春之歌》中，进步落后之争的音量被调到了最大。她强调了林道静爱上余永泽是因为感激救命之恩，当然还有他对自己抗争的赞许和对海涅诗句的熟悉———“啊，多情的骑士，有才华的青年！”她还以全知视角描写余永泽的心理，一开始就是打算占有、羁笼这匹“难驯驭的小马”。为了让后来林余二人的分手显得更自然，杨沫让林道静一直对余永泽的甜言蜜语保持警惕，可是，保持警惕的林道静为什么还是会倒向余永泽的怀抱呢？杨沫实在无法说清楚，所以林道静在恋爱中的性格就显得摇摆而分裂，简直是弱智：前一分钟还在痛斥余永泽“跟你在一块儿就不算寄人篱下？你别老对我讲这些啦，你再说，我真怀疑你是乘人之危……”并且“嘴唇哆嗦着”，“竭力压制自己的愤怒”，而且，她还“忽然发现他原来是个并不漂亮也并不英俊的男子”，可北大学生余永泽一说“我爱你，永远永远地爱你”，道静就“笑了”，听起来像是中了迷药。可是林道静并不是个恋爱至上主义者呀！

在杨沫对这段感情的重新书写中，余永泽是与革命的正面敌人不同的另一个革命的对立面。他象征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余永泽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对生活的幻想：“自立一家说，———学者，———名流，———创造优裕的生活条件”也无可厚非。他的错误也许就在于他在用“五四”的爱情逻辑来读解林道静：“爱可以改变一切，为了爱我们奉献一切”，所以他认为林道静和卢嘉川的交往是“有人在引诱她”，因为“天下只有爱情才能使女人有所改变的”。他满怀着情人的嫉妒来看待林道静和她的“革命”：“啊！在这样清明芬芳的夏夜，她竟和别个男子亲密地约会着、来往着。为了他，竟不要自己的丈夫回自己的家。”

余永泽的直觉并没有错，林道静确实爱上了卢嘉川，而且是“以革命的名义”，所以她才会将江华作为卢的替代（他们都是她在革命道路上的导师）而接纳为自己的情人。余永泽不懂的是革命时期的爱情逻辑。一方面，革命要求将爱情理智化，千百年强调的忠诚、宽容等等美德只是必须粉碎的可笑禁令，就像白莉苹略带讥讽地对林道静说的：“等着余永泽给你挂节孝牌吧！你还想革命哩，连这么一点芝麻粒大的事情———私人的事情算得什么？———都不敢革，还说别的？”另一方面，革命是以狂热诱惑狂热，平静的生活、稳定的家庭、与社会的妥协在这里是没有市场的，所以在林道静看来，余永泽这种“自私、平庸、一心只想着自己的生活”的男人如何能够容忍？与余永泽的相处让林道静明白了：

这就是在政治上分歧，不是走一条道路的“伴侣”是没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着“情感”来维系，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相扰，这只是自己欺骗自己。

革命时期的爱情（2）

如果说，林道静曾经也接受过余永泽的爱情逻辑，“美丽无边的大海，大海上的明月和银波”曾让她热爱并怀念，那么，她从革命中看到的是热血和火药，是燃烧的青春，这是与余永泽的长袍和马褂格格不入的。杨沫暗示，因为林道静是“黑骨头和白骨头的混合”———她的母亲是被地主逼奸的佃农女儿，所以她会在两种道路徘徊，既不是像余永泽那样归顺“旧”，也不能像卢嘉川那样全心投入“新”。“她既爱将来，又不能忘掉过去。在她的心灵深处，未来和过去是两个相反的互不相容的极端，但却同时在她心里存在着、混淆着。”

余永泽并不是没有尝试过去理解林道静的爱情逻辑：“他忽然感到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女人。而他应当理解她，原谅她。”为此他将谴责卢嘉川破坏他家庭幸福的信投入了火炉，“好像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业”。对于余永泽来说，这确实非常了不得，因为他试着用一种新的爱情逻辑来推导问题，但没有持续多久，当他想从枪声中寻找林道静时，他被一颗子弹吓回了图书馆。也许是丑化，也许是事实，反正，那样的生活不是余永泽想要的，他最后用更古老的逻辑解释眼前他所不明白的一切：“女人，天下的祸水！……”

据张中行交代，他和杨沫的结合是属于他归纳的“不可忍”那一类，“不可忍”的特征有四：一、一方，甚至双方，想，或已决定，另筑新巢；二、道德修养方面有大分歧；三、政见有大分歧；四、生活习惯有大分歧。张中行说他和杨沫除了道德修养方面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