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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较大”，这是仰融出局的根本原因。

我却认为仰融出局的根本原因应该是那个“红帽子”问题。跟许多有过“红帽子”经历的企业领导者一样，如果摆脱不了“红帽子”，就会离开“红帽子”，但在自己出局之前，就会不由自主地“偷逃”资金到自己的势力范围里。

“红帽子”帮助了仰融，也“除掉”了仰融。这是仰融的宿命，也是很多跟仰融一样人的宿命。个人的某些东西如果一直得不到充分肯定，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摆脱不了这样的宿命。

【案例分析】

仰融究竟在争什么？改革凸现产权归属矛盾

出走美国后遭批捕，付出沉重代价希望争夺的华晨资产全捐给慈善机构，仰融与华晨之间的产权之争，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十字路口。改革之初，“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留下了许多历史问题，当资产膨胀之后，产权归属的矛盾就凸现出来，究竟应该以什么准则来规范处理？

在华东政法学院举办的“企业转制产权界定法律适用研讨会”上，仰融的全权代理律师、深圳正大律师事务所吴克祥律师公开宣布，仰融早在8月份已经授权其捐赠华晨系资产，这与此前媒体所认为的华晨资产收归国有大为不同。

吴克祥公布的仰融在美国立下的捐赠资产委托书主要内容为：“委托受托人将法律确认我应得的华晨系资产，在扣除律师费、应付税款和其他一切相关的费用开支后，全部捐赠给委托人书面指定的非盈利性社会团体或慈善机构”。

仰融在出走美国后遭批捕，付出沉重代价所争的华晨资产其实一分钱也没留给自己，那么仰融究竟在争什么呢？

十年前的后遗症

十年前由仰融创建的华晨集团，以汽车制造为主业，仰融以香港注册的华晨公司与沈阳金杯汽车合资，成立了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998万美元，金杯占60％的股份，华晨投入1200万美元，占40％的股份。

为使企业得以在美国上市，仰融接受律师建议，“不以个人资产、更不能以国有资产控股上市”，而改以华晨、人民银行教育司等四家单位共同设立了“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并在百慕大成立“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CBA），仰融将华晨在沈阳金杯客车四成股权划入基金会，并通过同金杯股份换股的方式，使CBA成为金客公司51％股权持有人。完成了上市前所有重组工作后，基金会授权仰融处理“所有事宜”，但是双方在当时都没有签署法律文件。

这一当年“摸着石头过河”的举措，虽然成功地“过了河”，CBA于1992年在纽约成功上市，但却在“教育基金会”上留下了产权不明的后遗症。华晨壮大后，仰融开始发觉应该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90年代中后期，一些国际级的汽车制造商慕名前来合作，仰融曾考虑如何处理产权问题。并于去年5月提出了由管理层集资，以28亿人民币的价格购回资产的想法，辽宁省政府有关领导当时没表示反对。

2002年3月，财政部致函辽宁省政府，将香港华晨中国汽车、圆通科技、珠海华晨控股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的国有股股权一并划转辽宁省政府，紧接着，辽宁省成立由省政府领导任组长的接受华晨资产工作组。

十年后的资产之争

据仰融的代理律师李运柯介绍，在此后工作组清理华晨资产工作中，对于要不要先明确企业的性质、涉及到上市公司的该不该向公众公告以及如何明确企业产权结构等问题，仰融与工作组始终不能协调，工作组在执行过程中实际上是要将整个华晨资产全部收归国有。

李运柯告诉记者，仰融一直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当年华晨到美国上市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操作的，的确留下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十年来，国家没有给华晨投过一分钱。而目前华晨已经由1200万美元发展成现在达30亿元人民币的净资产，旗下6家上市公司及其他非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加起来近300亿元人民币。

“仰融从来没有认为这些财产都是他个人的，仰融一再强调，他只是想圆一个中国汽车梦。”李运柯说。

产权界定引法律探讨

在11月13日的研讨会上，华晨案例成为了与会专家、学者以及律师的讨论核心，大家围绕华晨资产纠纷的一系列法律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国家当初对华晨到底有没有原始投入，应如何界定？华晨的资产中究竟产权归属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