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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巡谈话之后不久，我们玻管局有一正一副两个科长下了海。那段时间市政府每个部门都有人扑通、扑通往“海”里跳。给人的感觉，仿佛只要下海，用不了多久，便是一个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

我们玻管局每调走一个人，要在那座陈旧的大楼前合个影，然后全体同志去餐馆聚餐。我们局合影时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局级领导和正科长坐在第一排椅子上。副科长和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站在第二排的台阶上。科员和工勤人员站在最后一排的台阶上。

我个儿高，那天站在第二排的正中间，旁边恰好是陶小北。我俩站在一起，就像一对新婚夫妻在拍结婚照。每次和这妮子站在一起，我心里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小北“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我呢？“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当小北的体香向我飘来的时候，我竟有种冲动，想将她的香肩揽在怀里，或者偷偷捏捏她冰凉的手指。我甚至将捏她手指的具体过程都想好了：先用一只手握住她五个并拢的手指，像捏一颗皮球一样一下一下握着捏。握一下放一下，再握一下再放一下。然后再放开她的小手，一根指头一根指头挨着捏。直到将这妮子捏得春心荡漾，明眸里闪出那种“爱情的光芒”，酥软的身子像一根面条一样缠绕在我身上，情不自禁地轻声唤我“哥哥”。

我当时想得正美，冷不丁身边挤进一个人来，是冯富强。这家伙侧身挤进来，一下将正在遐想的我像一张麻将牌一样挤出了列。

我这才发现冯富强挤我的原因：这一排最中间是八个副科长和四个主任科员。几个副主任科员分站两侧——我原本是应站到第二排两侧的，现在却站到了中间——原来是我占了冯富强的位置。我忙退出来站到这一排最边上，可站到最边上才发现已没有了我的位置。

我们局合影向来摆的是像仪仗队或阅兵方阵一样齐齐整整的队列，就像一块方方正正的蛋糕。第一排和第二排都是十六个人，这天合影也如此。七位局领导和八个正科长坐一排，是十五个人。加上欢送的两个同志中有一个副科长，这个副科长因今天是主角，也坐在了第一排的正中间，这一排便成了十六个人。第二排七位副科长加四位主任科员共是十一人。从我提拔的那天起，我们局因增加了两个名额，副主任科员增为六个人。这样第二排就多出一个人——成了十七个人。我被冯富强一挤，不仅挤到了第二排的边上，到边上后我才发现我像一个人的一只耳朵，孤零零地挂在整个队列的外边。撅着屁股钻在一块红布里的摄影师此时将红布揭开，冲我喊：“第二排边上那个同志向后退一排，向后退一排！”我急忙后退一排，和科员及工勤人员站在一起。刚站稳脚跟，摄影师从红布里乍出一只手，让我们齐声喊“茄子”，然后另一只手向一侧使劲一扯，闪光灯一闪，同志们或呆板或生动的面容便在那一瞬间定格。

无论是“站”或是“坐”，冯富强对他的位置都十分在意。那天聚餐时，我和陶小北、李小南恰好坐一张桌上，还有赵有才主任。赵有才坐正中，我和陶小北像古代那种宰相坐皇帝身边一样，一边一个。冯富强当时还没来。待我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却见冯富强已坐在我的位置上，而当时那一桌还有几个空位。我只好坐在李小南旁边。陶小北看出了我的不快，抗议似的离开了那个“左臣相”（或右臣相）的位置，坐到我身边来。此时恰好另一副科长走进来，填空一般坐在了陶小北空出的那个位置。

那天吃饭时冯富强时不时挤对我。那一桌只有我一个是紫东县人，他便一个劲儿说笑话取笑我们紫东县人。说两个紫东的乡干部一个问一个：“什么叫台风？”另一个答：“你真笨！台风就是从台湾刮来的风！”又说两个紫东农民，第一次进省城打工，站在一座五星级宾馆门前看傻了眼，一个对一个惊叹说：“怎么城里的房子是用玻璃垒起来的？”接着两人开始数楼层。正数着，一个小痞子假冒警察走过来厉声问：“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我们数楼层。”

“楼层是能随便数的吗？罚款！”

“罚多少？”两个紫东人畏缩地说。

“你们数了多少层？”

“刚数到十层。”

“数一层十元，罚一百元！”

两个紫东人将一百元罚金交了后，见那人走远，一个悄悄对另一个说：“城里人都是傻逼！咱已数到了二十层！”

我那天并没有对冯富强反唇相讥，只是微笑着看着他那张得意忘形的脸。我知道这家伙是在有意踩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