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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虎小高讨论这些广告语的时候，始终没正眼瞧小牛那颗像保龄球一样愚蠢的脑袋一眼。只听见他在我们说到热闹处时夸张地大笑，笑声中还夹杂着一些“表扬”我的语言。诸如：“这些广告词太有趣了！”“鱼科长的知识面太丰富了！”（也亏他想得出“知识面”这个词，可这些污七八糟的广告词与“知识面”有什么关系？）

我至少和小虎小高就此讨论了一个小时，后来连康凤莲、罗一强、冯富强、陶小北、李小南也参与进来，像科里评先进工作者那样七嘴八舌说笑了一番，这才似笑非笑地望着像我孙子一样弓着腰站在办公桌前的小牛问：“找我有什么事？”——这一手也是跟阎水拍局长学来的——叫明知故问。你若想蔑视或玩弄一个人，这一手挺有效的。小牛胁着肩刚准备开口，我又不耐烦地摆摆手说：“哦，修理费的事，明天再说！我得去市政府开个会。”说着撇下发愣的小牛，冷着脸起身离开办公室。

我那天并没有到市政府开会，而是坐着小虎的车到修理厂做了调查——这小子也真敢开，不到千元的修车费，他竟开了近四千元！

第二天早上我拿着单据到阎局长办公室，如实向他汇报了此事。汇报完忧虑地说：“局里四辆车，一年的费用得三十五万元，今年恐怕三十五万元打不住！”阎局长生气地说：“驾驶员就像偷腥吃的猫，多开一点儿是心照不宣的事，哪个单位都是这样。但也得有个‘度’，不能太离谱，这个事情你去处理，总之有一点，车辆费用不能突破三十五万元，具体你去操作！”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只这一句话，我就对这三十五万元有了处置权。我迅速起草了一个《关于车辆管理的若干规定》，给几个驾驶员每人发了一份。规定是规定，操作在我。对谁松一点儿，对谁紧一点儿，全在我手中一支笔。连着将小牛的单据打回几次，这小子脸都急黄了。那天下雨，我儿子放学时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接他。当时几个驾驶员都在办公室，我刚放下电话，还没说什么，这小子便像兔子一样极其敏捷地跑下楼，去接我儿子，生怕别人抢了先似的。我在窗玻璃上探身向楼下张望，见这小子早开着红旗车冲进了雨中，比去接他父亲都跑得快！

当然我也不会滥施权力因小失大。我将阎局长说的那个“度”把握得很好。我心里十分清楚，我手里这支笔是用来“打击敌人，团结同志”的。而“团结同志”比“打击敌人”更重要，我得用这支笔给我换来更多的票数！

在我担任主持工作副科长几个月后，局里又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这次测验只有一项内容：在全局现有的科长和副科长中推荐一个政秘科长人选。

这次印制的选票只有一个格，就是说，只能填一个人。大家都快速将选票填好后，折起来放在前面的茶几上。当时小牛恰好挨我坐，他将“鱼在河”三个字写在空格里时，故意没有折，推到我面前，用胳膊肘碰我一下，让我瞥了一眼，才放心地折起来。

小苏调局里后，我们局共有五十人。去掉两个下海的同志，为四十八人，老乔不参与投票，为四十七人。这次投票四十七人都到了，连陈奋远主任和小苏也从建房工地赶回来参加了投票。当久违了的陈奋远主任那天带着小苏风尘仆仆出现在我们局的大会议室时，我简直觉得他们就是抗战胜利前夕骑着一匹匹快马从前线星夜兼程赶回延安参加七大的陈毅贺龙刘伯承和他们的警卫员。毛主席在七大所作政治报告最后振臂疾呼：“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经过几年苦斗，我终于让冯富强这个坏蛋在我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从这次投票起，我在玻管局脱颖而出，一跃而起，成为局政秘科长的当然人选！

那天当场宣布投票结果：我得三十八票，李小南和冯富强各得四票，另外一个副科长得一票。

投票结束后，大家都回到各自科室。冯富强却神差鬼使撵到那个只得一票的副科长办公室，对副科长说：“你那一票是我给你投的，你得请客！”

那位副科长当时黑着脸，一声没吭。第二天早晨上班后，冯富强再次鬼差神使跑到副科长办公室，冲副科长嚷嚷道：“给你投了票，怎么连个表示也没有？”

当时恰好李小南也在那个副科长办公室。冯富强刚说完这句话，李小南便惊愕地瞪圆了眼睛：因为她看见，悲愤交加的副科长准确地将一口唾沫吐到了冯富强脸上——副科长当时已气昏了头，因为那一票是他自己给自己投的！

冯富强当然不会像小马那样扑上去和副科长厮打，但他当时那副狼狈样却让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