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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战国中后期，公孙龙子成为名家最有名的大师。这公孙龙子非但对“二十一事”大有增补，更独创了“离坚白”（石头的“坚”与“白”是可以分离的）、“白马非马”等论战题目。因了“二十一事”已为天下熟知，所以公孙龙子后期的这两个命题便没有列入“二十一事”之中。虽然如此，却也同样是名家的重要命题。

却说公孙龙子率一班追随者游历天下处处求战，竟日渐大成势头。许多名士即或不赞同名家之说，却也公然钦佩公孙龙子学问。这年来到邯郸，平原君邀得信陵君与几个名士与公孙龙子席间论战，恰恰便有当世两个最负盛名的显学大家——荀子与孔子第六代孙孔穿。孔穿自恃大儒，不屑与公孙龙子辩驳那些鸡零狗碎偏离大道的杂说，只淡淡笑道：“白马非马，异说也。公孙子若弃此说，孔穿便拜足下为师耳。”

“足下大谬也！”公孙龙子昂昂然道，“吾之成名，惟因白马非马之辩也！果真弃之，何以教人，何以为足下之师？”

“岂有此理！”孔穿顿时张红了脸。

“无理者，足下也！”公孙龙子笑道，“足下欲拜人为师，无非因才学不如人也。今足下要我弃立身之说，犹先教诲于我而后再求教于我，岂非无理也！再说，白马非马之说，当年孔子也曾用之，足下何以羞于受教耳？”

“子大谬也！先祖几曾有过此等邪说？”

“足下学未到家也！”公孙龙子却是颇有戏谑，“当年，楚王射猎而丢失弓箭，左右急忙寻找。楚王曰‘楚人丢之，楚人得之，何须寻找？’孔子闻得此事评点曰，‘楚王道未至也！人丢弓，人得弓。何须定说‘楚人’？由此看去，孔子视‘楚人’与‘人’为二，‘楚人’非‘人’也！足下若赞同孔子楚人非人之说，却又指斥白马非马，岂非矛盾之谬乎！”

“诡辩邪说！”孔穿愤愤然一句便噎得没了话说。

“公孙子又来惑人矣！”一生论战的荀子终于没能忍得住，掷下大爵便与公孙龙子论辩起来，从白马非马说开去，到离坚白又到二十一事，两人直从正午论战到风灯高挑，竟是未见分晓。平原君信陵君大为振奋，次日在胡杨林下搭起了高台，三千门客与游学邯郸的名士将胡杨林挤得满荡荡人山人海。公孙龙子支撑三日，最后终于长笑一躬：“在下今日拜服，心中却终归不服也！但有十年，再见分晓！”

荀子乃赵国大家，平原君倍感荣耀，将书吏录写的论战辩辞广为散发，自然也给了荀子长长一卷。此后荀子到了兰陵，便将论战辞做了一番修订，定名为《正名》。这《正名》篇备细记载了荀子对名家的全面批驳，使公孙龙子“今日拜服”的要害却在其中的根基之论，大要有三：

其一，正名正实。也就是先对“名”“实”作出明确界定。荀子说：“名固无宜（物事的名称本无所谓好不好），约之以命（众人相约以命名）。约定俗成谓之宜，易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什么名称指向什么物事，并非一开始就固定的），约之以命实（众人相约用这个名称命名这个物事），约定俗成谓之实名（众人都承认了，这个实物的名称也就确立了）。”荀子此论一出，“名”“实”便有了确定的界限。

其二，名、实之关联变化。名家辩题之出，大多在名实之间的关联变化上做文章。所以荀子特意申明：“名有固善（名称要起得很好），径意而不拂（平直易晓而不使人误解），谓之善名。物有同状而异所者（物事有形状相同而实质不同者），有异状而同所者（有形状不同而实质相同者），可别也。状同而异所，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稽查物事的实质来确定名称的多寡），此，制名之枢要也。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这里，对名实之变做了根基上的说明，实际上便驳倒了名家的混淆名实之论。譬如名家“二十一事”之“狗非犬”，便是拿大狗小狗名称不同做文章。可荀子指出，形状变而“实”没有区别，只是相异，这便是化（变化），有变化而无区别，便是二名“一实”！也就是说，大狗小狗形状各异，其“实”相同，所以是一种物事而两种名称罢了。

其三，揭示名家辩术要害所在。荀子罗列了名家所有命题的三种辩术，叫做“三惑”（三种蛊惑之法）：其一，用名以乱名，如狗非犬、白马非马等辩题；其二，用实以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