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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浓烈商风之下，珠宝、娱乐、博彩、赛马、娼优、珍奇器物、珍禽异兽、奴隶交易、贵胄酒店诸般奢靡行业大起，浮华衣食崇尚器物积为风习，高台广池豪阔营造流行官场，侈糜之风弥漫朝野，一时大开亘古之先河。其间根本处，在于寻常庶民大肆卷入商道，居住在都邑城堡的“国人”尤其孜孜于商事，不惜出奇致富。《史记？？货殖列传》非但历数了春秋战国的赫赫大商，且罗列了寻常庶民以商致富的“奇胜”之道：“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所谓奇胜之法，便是富人不屑为之的卑贱商路。《货殖列传》列举了当时专执贱业而致富的“奇胜”之业之人：掘墓本奸事，田叔借以起家；博戏为恶业，桓发操其致富；串街叫卖（行贾）乃贱行，雍乐成却做到了富饶之家；贩卖脂膏是屈辱营生，雍伯却累积了千金；卖浆为小业，张氏却富至千万；替人磨刀（洒削）本是薄技，郅氏却至鼎食之家；马医药方浅陋，寻常医家不屑为之，张里却大富起来……末了司马迁感慨万端：“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也就是说，致富无恒常之业，财货无恒常之主，能者聚集财富，平庸者崩溃产业；千金之家的富贵堪比都邑高官，万金之主的享乐可比诸侯国王，简直就是没有正式封号（素封）的王者贵胄！难道不是么？

人皆求商，邦国风习自然无敦厚可言。

后世史书对各地风俗虽都有详略不同之记载，然对战国风习的分国概括描述，仍当以《史记》与《汉书》最为贴近翔实。诸位看官且来看看前述文献对各国民风民俗的描述：

纵横家苏秦描述齐国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货殖列传》的描述则是：“齐带山海，膏壤千里，人民多文彩，好贾趋利……齐人宽缓阔达，贪粗好勇。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聚）五民……游子乐其俗不复归，故有五方之民也！”《汉书？？地理志》则描述云：“齐俗多靡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楚国风俗之描述云：“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其俗剽轻，易发怒，寡于积聚（很少有人积累财货）。南楚多竹木金铁，民好辞，巧说少信，与江南大同俗……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

赵国风俗之描述云：“地薄人众，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砧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代地人民不事农商，矜懻忮（强直刚愎），好气，任侠为奸。邯郸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奢靡。”

燕国风习之描述云：“地广民稀，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宾客相过，以妇带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

韩国风习之描述云：“其俗夸奢，尚气力，好商贾渔猎，好争讼分异…………俗杂好事，业多贾，任侠。”

魏国风习之描述云：“有盐铁之饶，民喜为商贾，不好仕宦……俗刚强，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财产）。”当时有名士吴札赞颂魏风曰：“美哉沨沨乎！”沨沨者，华贵中庸貌也。可见魏国文明之盛。

洛阳周人之风习描述云：“周人之失，巧伪取利，贵才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宦……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秦国风俗之描述则云：“其民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不敢为奸邪）……民务本业，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才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民俗质木，不耻寇盗……汉兴，立都长安，五方杂处，风俗不纯，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嫁娶尤崇侈糜，送死过度。”显然，战国秦风与后世秦风是有很大差异的。

如此活生生风俗画，赫然可见天下民风之一斑！

谚云：“政久成俗。”民风酿政道，政道生民风，自古皆然。秦国民风以商鞅变法为分水岭而为之大变，此乃政道生民风之典型也。山东民风之所以截然不同，直接原由亦在政道。这个政道，便是源远流长的崇商之道。秦国重农而山东崇商，植业根基之不同，终致民风大相径庭。就实而论，非秦人天生恶商，亦非六国之民天生崇商。其所以有如此差别，根本原因在两种治国之道的激励督导不同，更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