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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着应对危局（1）

1928年6月3日，张学良送走父亲后，全力处理撤军和京、津和平接收等事项。他下令奉军一律退守滦河地区，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残部则集中在军粮城、唐山一带。当晚，张学良夜不能眠4日早晨起床，他看见吴泰勋（吴俊升之子）在扶乩，就问大帅如何，沙盘中出现“大帅归矣”四个字。张学良见后，还讥笑吴泰勋说：“这乩太灵了，谁不知道大帅已经回去了。”

中午，张学良即接到张作霖在奉天附近被炸负伤的消息。闻此噩耗，张学良力持镇静，处变不惊。他竭力促成北京社会各界头面人物王士珍等出面，接洽和平让渡北京办法，最后商定奉军留鲍毓麟旅在北京暂时维持秩序，待国民革命军进城接防后再退出。当天的生日宴会也照常进行，张学良神色依然如常，一点也没有惊慌的样子，只是不像平常那样爱讲笑话而已。

傍晚，张学良、杨宇霆专车由北京开赴滦州，暂住滦河西的北山大觉寺内，指挥奉军陆续撤出关外，并筹划如何处置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和孙传芳的五省联军。

因为父亲的忌日正好是自己的生日，张学良从此以后不再在6月4日过生日。他说他不能过自己的生日，一过生日就想起父亲。由此点，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张学良对父亲的至爱，父子情深，而且也能体会到这次事件在他心中留下的创伤，从此埋下了坚决抗日的种子。

大约在6月1？日左右，张学良获知父亲已于被炸当日身亡的确切消息，一下子惊呆了，但也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稍一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乱。他把痛苦埋在心里，每天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照常工作，到各军视察，只是在私下里跟亲信谈及此事时，泪流满面地说：“我父亲死了，我很痛苦，但现在，再苦也不能说出来。”

直到滦州撤军、布防基本部署妥当后，张学良才把前线军事指挥权暂时交给杨宇霆，自己化装乘坐闷罐车，杂于士兵中秘密出关，潜回奉天城。当时，大家都明白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关东军干的，但谁也不知道日本侵略者下一步要干什么。日本侵略者既然敢谋害张作霖，也就有可能同样对张学良下手。为防止重蹈父亲的覆辙，张学良身穿灰色士兵军装，剃光了头发和胡须，只带副官谭海、卫队营营长崔成义、外交助手王家桢等几个亲信随行，他们坐在一列运载撤退奉军的闷罐车内出关。车过皇姑屯时，他探身门外，神色惨淡，默然无声。6月17日，张学良平安抵达奉天城。

皇姑屯事件后，奉天省当局立即识破了日本军人的阴谋，采用奉天省督办公署参谋长臧式毅的建议，秘不发丧，对外宣布张作霖只是身受了轻伤，以稳定局势，防止关东军借机行事。厨房每天照常开张作霖的饭，医生天天按时来帅府换药，照常填写病历和处方。还把张作霖头部用绷带包扎起来，仅露出眼、鼻、口，躺在床上，旁边照常摆上鸦片烟具和水果，甚至重新为张作霖配制了爆炸时损坏的老花镜，置于床头。中外客人探病问伤，一律请其在卧室外隔着窗户遥望，使日本人一度信以为真。

一直到6月8日，关东军才确认张作霖已死。但由于奉天当局沉着应对，力戒与日军冲突，河本大作所期望的两军武装冲突始终没有发生，日本人找不到出兵的合适借口。日本陆相白川义则大将曾在内阁会议上提议授予关东军向京奉铁路沿线出击的权限，内阁多数成员以事关重大，予以拒绝。结果，河本的计划仅仅是炸死了张作霖而已。

同时，在张作霖继承人问题上，日本内部意见也很不一致。曾任张作霖顾问的日本陆军少将松井七夫主张扶植杨宇霆，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主张拥立张学良，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看上了张作相，河本大作则拟定张景惠。这反而为张学良顺利继承父位，创造了有利条件。

张学良返回奉天帅府，一见到父亲的遗体，便放声大哭，把十几天憋在心中的悲痛与苦闷一下子倒了出来。经此发泄，他情绪有所好转，马上考虑善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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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着应对危局（2）

当晚，奉天省长刘尚清、督办公署参谋长臧式毅、外交处长王家桢等齐聚帅府，连夜讨论，认为既然大帅在弥留之际有话，理应由张学良先主持奉天军务，以防不测。最后，商定用张作霖的名义草拟手令一份，内称：

本上将军现在病中，所有督办奉天军务一职不能兼顾，着派张学良代理，仰即知照，并转所属一体知照。

张作霖铣

张作霖的名字是由张学良代签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