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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方面的调整（1）

第三次文代会召开的时候，国家已经发生了困难。在困难中，大家感到有些事搞得过“左”了。经济方面是这样，文艺方面也是这样。１９６１年，###着手调整、文艺处召开一系列的座谈会，听取文学、音乐、美术等各方面的意见，感到文艺工作管得太死、太乱，存在简单粗暴的现象，双百方针贯彻得不好。当时各方面都在制定条例，例如，科学界搞了十四条，大家说好，有利于克服“左”的东西。于是，我们也起草了文艺工作十条，作为克服文艺工作“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文件。

１９６１年６月，###在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会议讨论文艺十条。几百人参加了会议包括部分党外人士。周总理在会上作了报告，讲到文艺工作要民主，要符合艺术规律。

会议提出纠正文艺简单地配合政治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大跃进”时表现得特别严重。“大跃进”时，有人批评说，取消文工团是错误的。这是不了解历史。全国解放，我们进了城，少奇同志提出，文艺工作要占领剧场、电影院，必须专业化，不能继续采取文工团的形式，这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大跃进”中，把这些又否定了。戏剧学校不上课，把学生拉出去，组成文工团演出，以为只有这样配合政治运动才是为工农兵服务，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文艺十条纠正了这种简单的片面的认识。十条指出，为工农兵服务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各种题材、各种风格都应该欢迎。在文艺单位，要发挥艺术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艺术委员会，不要党支部包办一切。文艺工作者热烈欢迎“十条”，有人说，要把十条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传下去。后来又反复修改成为八条。

但是，这个文艺工作条例迟迟没有发下去。为什么呢？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个文件右了。陆定一同志对这个文件就表示怀疑，多次说“拿不准”，怕的是文件发下去后，文艺工作又走向另一极端。后来是在周总理、陈毅同志的催促下才发出去的。有一次，在西花厅，周总理问，为什么还不发出去。我回答说，还有分歧。总理很不满意。１９６２年，从广州会议归来，周扬要我拿出八条，最后修改一遍。当时陆定一不在北京，交给陈毅同志看过，陈毅说这个文件是成熟的。终于１９６２年4月发出。文件是以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名义发出的，中央加了批语。

１９６２年１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在七千人大会的气氛中３月在广州召开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会前，总理在紫光阁召集了一个小会作准备。

２月１７日，总理在紫光阁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

康生最善于投机。他利用纠“左”的时机大肆宣扬什么戏都可以演。紫光阁的会议，他参加了，他提倡演三小（小生、小旦、小丑）戏，完全是一些黄色的、情调低级的戏。他提倡演“十八扯”，特别是提倡演鬼戏。他让赵燕侠演《李慧娘》，说没有鬼他就不看。

广州会议是由剧协、文联出面召集的。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段是齐燕铭同志主持的第二段是我主持的。原来的想法，会议要引导大家谈创作，不去发牢骚。但是，会一开起来，情况就不同了。当时在广州举行的还有一个科学工作会议。两个会，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都参加了。他们的意见，还是要让大家讲话。因此，会议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出气”。把一些没有与会的人，如海默等，也请来了。会开得十分活跃，大家很高兴。陈毅同志在会上讲话，批评了文艺领导中的简单粗暴现象，批评得很尖锐，澄清了许多是非。他针对文艺批评中的粗暴现象说：洞箫为什么不能横吹！还说他的报告录音可以拿回去放。对《洞箫横吹》和《布谷鸟又叫了》的批评，是大家议论很多的问题。为了参加会议，我读了《布谷鸟又叫了》，并看了一些批评文章。剧本是有缺点的，但姚文元的一篇文章完全不讲道理，离开剧本，强词夺理，罗织罪名。我最后讲了话，作为会议的总结。这次会着重批评了文艺批评和领导工作中的粗暴现象。我在总结中点名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并请叶以群把我的上述意见带回去转告姚。也许，从此我就得罪了姚文元。在创作方面，会议提倡多样化，古的、今的都可以写，但强调话剧应该多反映现实生活，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老舍在会上谈了戏剧语言问题，黄佐临谈了戏剧导演问题。

文艺方面的调整（2）

会议开得不错，对戏剧创作起了促进作用。会后出现了许多好剧本。

１９６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