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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大嗓门儿让我倏地想到一个人，我惊讶起来：“你就是二病区的那个‘不平等条约’！”

她愣了一下：“哟！你怎么知道的？一看你就是个文化人儿，文化人儿就是神通广大。”说着她又笑起来。

我不自觉地使劲看着她的肚子，似乎是怕刚刚做完手术的她把肚子给笑破了！

她呢，索性自豪地拍拍肚子：“来来！看！尽管看！你想看伤口吧？”说着她就动手要掀开她的病号服。

我就尴尬起来，真是来都来不及地尴尬起来：“别别，不不不，我不看！不看！”

“看吧看吧，都是女的，怕什么呀！”

我还是头一次面对这么直白的邀请，其实我真有点儿想观摩一下她的伤口，可又觉得她于我而言还几乎是个陌生人呢！

“你们文化人儿就是脸皮儿薄，不看就不看吧，反正我就想告诉你，动完手术就没事儿了！这么大的医院哪能随便死人呢！”

“不平等条约”放下了她的衣服。她刚刚掀起的病号服的一角里露出了白色的肌肤，我根本没看见她的伤口，我就看见一片稍纵即逝的白色的肌肤，那肌肤上曾经有过的青春，我想也是这么稍纵即逝了的，于是我开始仔细端详“不平等条约”，可我竟是不知道怎么形容她。

这样一个女人，大概年龄在45岁上下，乳房微微下垂了，小肚子微微隆起了，脖颈上不深不浅地有几道白净的皱纹，脸上远远近近地点着些淡黄的雀斑。头发烫过了，却没法叫人记住那是个什么发型，眉毛是用古老的文眉术修理过的，却叫人不觉得有什么美感，眼睛里燃烧着淡蓝色的火焰，可毕竟是蒙着一层浑浊的灰色的幕布。岁月在她身上匆匆掠过，不慌不忙地留下了一些痕迹，她的身体不再有任何新鲜的味道，但是笼罩其上的家常的琐屑的卑微的光亮却持久而充满韧性。

我实在无法准确地描绘出“不平等条约”的具体形象，因为她太通俗，通俗到扔进人堆里就再也找不着她，但是我却时常想起她来，想到这样一个女人，她的大嗓门儿、她的直白、她的乐观，她在我手术前的那一刻不经意就给了我的勇气。

我想我很难再遇见她，也不太可能找到她。生活中这样的女人太多太多，如果上天有眼，我祈求您善待所有普通的女人，要了解她们曾经的青春和美丽，是叫那些不屈不挠的日子给一毫米一毫米吞噬了的，她们，本也不愿意变得老而且丑，可是面对岁月，她们认命认得比谁都从容。

护士长进来（“不平等条约”告诉我看她的护士帽上的横杠杠就知道她是护士长），听到我们的说笑，她像面对孩子似的说：“是不是像一年级的小学生第一次春游似的？”

我使劲儿点头，就是这种感觉。

护士长又给我普及了一下早期宫颈癌的医学知识，她的慢条斯理让我完全平静下来，然后，她让我到隔壁房间插尿管、换衣服，再到楼道对面的手术室等待手术。

从重症监护病房来到手术室正式开始实施手术，要经过略显狭窄的楼道。当时楼道里站着陈卫东、易菁、洪小蔷，他们要在这里等候我的手术结果，要等三个半小时。我现在无法确定当时楼道里的光线来源，我得到的印象是：陈卫东、易菁、洪小蔷全都逆光站立。因此，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他们的眼睛，但也有可能事实是我根本没有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有可能就是低着头从他们身边走过的，他们的充满了复杂情感的目光，弥散在被我当成逆光的光线中。我低着头，走过去，似乎他们都不存在，而他们也没有任何人叫住我。

后来，我曾经几次想问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你们当时怎么谁都没有叫住我说点儿什么呢？万一我进了手术室就出不来了呢！

温柔一枪（3）

可是我没有问，直到此刻我坐在这儿写这本书，也仍旧没有向他们中的任何人问出这个问题。我想今生我也不会再去向他们问出这个问题，我的生命已经被他们每一个人爱的光芒而浸透，我的任何问题不都是多余的吗？

2004年6月3日早晨9点钟，手术室对开的大门，在我的眼前，打开，又关上。

我没有激动没有流泪我心无旁骛，我知道我已经站在了起跑线上。

但等待起跑的过程却有些漫长。

那是因为我必须先赤条条地躺在手术台上才能等到那真正的发令枪！

是的，我赤条条地躺在了手术台上。因为要麻醉，所以病人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