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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落叶在街上被风赶得到处乱跑。兵荒马乱，商店关门了，学校关门了。赵淑侠一家从沈阳坐火车入关南逃。火车像罐头盒，挤满了难民，像牛车，走走停停，整整走了一天一夜。日本兵已经占领铁路沿线的车站，明晃晃的刺刀，炫耀着大和民族的野蛮。在一个车站，赵淑侠亲眼目睹了日本军官用长长的刺刀将一个西瓜小贩的满摊子西瓜一个个劈碎，然后把他打倒在地，用皮靴疯狂地把他踢得头破血流。这一幕，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永久的恐惧和模模糊糊国破家亡的惆怅。

战火吞没了童年和青春。

赵淑侠一家像许多中国家庭那样，在日寇的驱赶下仓皇南逃，从此悠闲安静的日子不复存在，昔日梦境也无处寻觅，中国在战火中受难，也在战火中新生。

飞机的轰炸声和时远时近的炮声制造着死亡和恐惧。

狼烟滚滚，携儿带女，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先北平、南京，后武汉、湖南，黄河长江山山水水，赵淑侠一家也是这难民潮中一叶颠来簸去的小舟。

许多往事，赵淑侠不能都储存在记忆里。火车，汽车，渡船，牛车，步行，风风雨雨，忍饥挨饿，酷暑严冬，如何随父母南下入川的，赵淑侠似乎不甚清晰，又仿佛是一场梦……

沙坪坝

他们终于在四川重庆沙坪坝定居下来。

第一天，就听说有个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在江边等船的时候被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炸得连尸首都找不到了。当晚，熟睡中她被惊慌的父母叫醒：“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有警报了！”她穿上衣服跟着大人跑，钻进啦啦滴水、湿呼呼的防空洞，在昏暗的桐油灯下，大家惊慌地等在那里，有的坐，有的站，面对面，没有声音，甚至没有呼吸，有的把自己交给上帝，有的把自己交给侥幸，有的只是听凭自然，一句话，让命运安排一切。一阵天崩地裂的爆炸之后，解除了警报，她听大人说，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燃烧弹，炸死了许多人，烧了几条街。“日本人，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欺侮我们？”赵淑侠的悲愤感情不比大人少，她觉得不可理解，日本人不呆在自己的国家，为什么要跑到中国奸淫烧杀抢！？

在国难里，赵淑侠一家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起经受熬煎。“头两年，日本飞机不停地来轰炸，我们日夜不分的就忙着逃警报，警报解除之后回来，不是见燃烧弹烧得半边通红，便是见断墙颓壁，遍地瓦砾……”大后方重庆也没有安定的日子，严重地受着战争的骚扰，人人不得安生。当时赵淑侠的父亲在东北协会服务，薪水低，养家糊口都成问题。赵淑侠回忆说：“……战时物资奇缺，生活艰苦，妹妹们又一个个出生，父亲做官清廉，除了薪金之外没有一星半毫的'外快'，每月收入只够半个月的开销，另外的半个月生活全靠变卖母亲的各种首饰维持。于是，母亲指头上的翠、钻、宝石，一样样，全变成了肉菜米面，进了我们的肚子……”这记忆犹新的战争苦难，回忆起来很不轻松。

沙坪坝小镇不大，却荟萃了从南京、天津等地迁来的著名学府，文化气氛极浓。东北协会附属小学（又称东北小学）也挤在那里，赵淑快最初的小学生活，就从那里开始。校舍因陋就简，两个年级只有一间教室。就在这样的教室里，赵淑侠同许多孩子一起，从书本和老师那里学习、了解、思考社会和人生。

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人。赵淑侠对童年没有太多的美好记忆——战争、逃难、恐惧、挨饿、冷遇、不公平，没有一点诗情画意。她在《自传》里说：“在小学时代，我是个出类拔萃得差不多要算'天才'的那种小孩，可是因为生活中缺少安全感，心情上觉得无法获得父母的喜爱，性情就难免有些孤僻，郁郁寡欢，不像别的孩子那样活泼，生命有力。”

赵淑侠这种心态从小压迫她，幸福似乎与她绝缘。在学校里她也受那些不懂事的同学的欺侮。当时她长得黄皮瓜瘦，又矮又小，尽管学习力争上游，功课门门优秀，但也难像那些白白嫩嫩、打扮得如花似朵的同学那样获得老师的欢心。“在我童年时代的心里，可以说整个被忧郁、惧怕、孤独和无依无靠的惶恐笼罩着。”长长的，厚厚的童年时代的阴影，是一种无法摆脱的黑暗，使她几乎无法走出惶恐心态的重围。

大概九岁时，她读到一本《穷儿苦狗记》。穷儿的悲苦命运，使她难过，同情之心也第一次把她和书中的人物联系起来。这本书好像一把钥匙，启开了她的心智，仿佛走进了另一个天地，使她眼界大开，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从此她开始一本接一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