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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用语别具心裁，非好学深思者不办。”从此情绪高昂，那种事事不如人的思想为之一扫，那些高傲的学生也便对她也另眼看待。年假大考以后，她和苏雪林的成绩最优，于是她们由旁听生升入正班生。这时期她的学习顺利，但心情悲苦。母亲不仅经济上不帮忙，还时常责备她，使她“等是有家归未得”，独坐在走廊的栏杆上，看云天，观过雁，暗抛泪。觉得人生无趣，这时她喜读庄子，满怀出世之想。但这时正值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蓬勃兴起之际，许多新的学说激荡着她，许多闪光的思想照耀着她，她痛恨封建礼教，向往光明自由，她的灵魂里浸透了叛逆精神。当人们把那些新学说、新议论视为洪水猛兽，当一位同学在讲演会上大讲恋爱自由，多数人向她吐舌头、翻白眼、冷嘲热讽时，庐隐却大胆地独自同情她，鼓励她勇敢前进，从此庐隐也被视为“新人物”了。

“五四”时代的新思潮、新思想冲淡了庐隐心里的悲哀，她精神焕发、时常处于兴奋之中，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跑，她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积极做些社会工作。为了福建的问题，她被女师大选为福建同乡会代表，到北大、师大开会，这是她第一次同男人合作，后来又被选为几次大会的副主席和一个刊物的编辑。这时候，她发现同她订婚的表亲林鸿俊思想平庸，同她想的不一样，走的道路不一样，她所需要的人，不是仅仅脾气好就可以满足的，她说：“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她想到他们的志愿不同，婚后的平凡生活将毁了她的一生，于是便主动提出要求，解除了婚约。

曾和庐隐同事半年，同学两年的苏雪林，非常爱重她的为人。苏雪林在《青鸟集·关于庐隐的回忆》里说：“庐隐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常有抑郁无欢之色，与我们谈话时态度也很拘束。……民国八年秋季，我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庐隐与我同为错过考期的旁听生，不过经过学期考试以后，我们便都升为正班生了。庐隐到了北京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都可以听见。进出时身边总围绕着一群福建同乡，咭咭呱呱。讲着我听不懂的福建话。她对于同学常喜戏谑狎侮，于我们古书读得略多的人，更视为冬烘先生，不愿亲近……五四运动后……庐隐'务外'的天性好像得了正当的发展，每日看见她忙出忙进。不是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便是什么演讲的草稿，坐下来静静用功的时候很少。……庐隐虽然不大爱用功，而天资聪敏，功课成绩总列在优等。每遇作文时，国文教师发下题目，别人咿唔苦吟，或终日不能成一字，庐隐坐椅子上，低着头，侧着身，飕飕笔不停挥，顷刻一篇脱稿。她的笔记从不誊录第二遍，反比我们的齐整完全。她写得一笔颜体大字，虽然无甚功夫，却也劲拔可爱。她爱演说，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本来说得一口极其漂亮流利的京话，加之口才敏捷，若有开会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二则庐隐外表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骄傲得难以教人亲近，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光明磊落的人……”她还以“夜雨春蕾茁新笋，霜天秋隼搏长风”之句来形容庐隐当时的文章。苏雪林说：“'霜天'两句形容庐隐文章也觉溢美不过她那一股纵横挥斥，一往无前的才气，如何使我倾心，也可以想见了。”

苏雪林是庐隐的同代人，她的话当会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对了解庐隐是很有价值的。

爱看书和研究社会问题是当时许多追求光明的青年人的特点，庐隐就是其中的一个。起初，她同几个年龄相仿、志趣不凡、都爱喜笑的朋友自称为战国的四公子，她被封为孟尝君；后来又和十几个志趣相投的人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社会改良派，每星期活动一次。这时，她时常收到别人寄给她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并常常同她通信和讨论。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她的思想有了真正的进步，认识到“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的责任是那么大”，从此她“下决心作一个社会的人”。

在S。R团体中，她和郭梦良特别亲密。郭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时社会主义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他的古文根底好，在杂志上发表过很多论文，也是一位作家、她曾同庐隐一起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的成立会，庐隐的入会号数为“13”，是该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当时在女高师的文学教师中，有的崇尚古文，痛恨白话文，在这样的教师的指导下，庐隐也能写通顺的文言，作出不错的诗词。那时她曾写过一首《云端一白鹤》的五言古诗：

云端一白鹤，丰采多绰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