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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类故事后，她已能认得二三百字，这时舅舅杨子敬答应她每天做完功课，晚饭后便给她讲《三国志》。她觉得“三国的故事比《牛郎织女》痛快得多”。每次都听得入迷，舍不得睡觉，几乎每夜都由奶娘哄着，脱鞋解衣，哭着上床。但舅舅有工作，公务一忙，讲书就得中止，有时断五六天，冰心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蚊，围着舅舅的书桌转，但舅舅不理睬她的暗示。终于，“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国志》来看，那时我才七岁。”她囫囵吞枣、一知半解地越读越有兴趣，一口气读完了《三国志》、《水浒传》和《聊斋志异》。

那时候，冰心已经养成了在山巅水涯中独来独往的性格，白天一个人常常跑到营门，摸着水兵的枪，天真地同他们谈话：

“你打过海战吗？”冰心问水兵。

“没有”

“我父亲就打过，可是他打输了。”。

“你等着，总有一天你父亲还会带我们去打仗，我们一定要打个胜仗，你信不信？”

水兵那像誓言一般的自信的声音，多少年来一直响在她的耳畔。冰心虽小，但爱国之情就在营房、旗台、炮台、码头和山、海之间这样的环境里，开始长出最初的苗苗。1962年9月，她写的散文《海恋》，记述的就是这段生活，并把那里的一切比作她童年生活最初的舞台：“……这个舞台，绝顶静寂，无边辽阔，我既是演员，又是剧作者。我虽然单身独自，我却感到无限的欢畅与自由。”

冰心这时也开始在家塾里附学，学作一些短句子，放了学，父亲从营里回来，就教她打枪、骑马、划船，夜里指点她认星星。“逢年过节，他也带我到烟台市上去，参加天后宫里海军人的聚会演戏，或到玉皇顶去看梨花，到张裕酿酒公司的葡萄园里去吃葡萄。更多的时候，就是带我到进港的军舰上去看朋友。”（《我的童年》）父亲的朋友都知道冰心会看《三国志》，会讲《董太师大闹凤仪亭》，实在有趣，每次到船上，总把她抱在圆桌子当中，叫她讲《三国志》，其报酬大半是送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译说部，如《孝女耐儿传》、《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之类。每次从船上下来回家，她总是欢天喜地在前面跑，白衣水兵抱一包小说笑着在后面跟。就在这时，她偷偷地写起了小说，第一部介乎《三国志》、《水浒传》之间的一种东西，是白话的，名曰《落草山英雄传》。但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冰心说：“因为'金鼓齐鸣，刀枪并举'，重复到几十次便写得没劲了。”接着她又换了《聊斋志异》的体裁，用文言写了一部《梦草斋志异》，也是由于语言的重复而半途而废。当然这童年的“创作”，多属故事改头换面的抄袭，但其中也有在她幼小心灵里由那些故事而引发的天真想象，这种奇早的创作试笔，在小说家来说，在中国还是少见的。

冰心八岁时，上学的时间长了，书也看得多了。她从“说部丛书”目录挑出一些小说，常常托送信的马夫到芝罘市唯一的书店去购买。当时她正在学造句，写短文，做得好时，先生便批上“赏小洋一角”。冰心回忆说：“我为买小说，便努力作文——这时我看书着迷了，真是手不释卷。海边也不去了，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看完书，自己喜笑，自己流泪。母亲在旁边看着，觉得忧虑，竭力劝我出去玩，我也不听，有一次母亲急了，将我手里的《聊斋志异》卷一，夺了过去，撕成两段。我趑趄的走过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斋》来又看，逗得母亲反笑了。”（《自述》）

冰心的舅舅是一位老同盟会员，经常接到朋友从南方或日本寄来的藏在肉松或茶叶罐里的《天讨》一类禁书。她也学着大人，在更深夜静时偷看。这样，她也慢慢地关心起国事来了。她常常看上海《神州日报》和《民呼报》，读新旧小说。冰心说：“到了十一岁，我已经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水浒传》、《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等。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封神演义》，最觉无味的是《红楼梦》”（《自述》）

到后来，冰心去海滩少了，但站在楼上，大海尽在眼底。尤其在风雨之夜，也最爱倚栏凝望给她以神秘、温暖和快乐的灯塔的光芒……啊，烟台！多么难忘的生活！

表舅王（降右）逢到烟台后，成了冰心的老师。第一次谈话后，王向冰心的父亲夸耀她“吐属风浪”。冰心说：“我自从爱看书，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们堂屋的对联；天后宫、龙王庙的匾额、碑碣；包裹果饵的招牌纸；香烟画片后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记得烂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