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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锻炼。当那数不尽的折磨要瓦解生命，生命苦断若续时，会有两个观念急剧地冲突：一个是悲愤之极，求永远的安息；一个是千倍勇敢，为胜利去奋斗！白薇选择了后者。

她拿起锄头，开山挖土，生产自救。她更渴望用这种精神，种下人类美丽崇高的心愿，让胜利的鲜花开在抗战的中华，开出一个灿烂锦绣的新国家。

当时，中华文协为援助贫病作家，募得了一批基金，也给白薇送来了五千元。虽然她正患严重眼病，有失明的危险，但她还是谢绝了友人们的好意。她始终不愿“无功受禄”。她说：“作家是人类精神的师匠，比方是树木的花朵，'贫病出作家'好像在象征着枯萎的害病的花，花儿枯又病，而要结出甜美的果实，多么困难呀！”“健康谁不爱，我却从小以多病为灾。好好地写作，一个文艺作者谁不想？贫病老纠缠我，苦于很少时间拿笔。所以'贫病作家'这名儿对于我，是一把挑动泪水的剑！这回我听到救济贫病作家的消息，更像剑儿挑动我的泪要流。”“心里燃烧着爱和恨的火焰，我的情绪，总没有平安，愈看，愈确立着信心：为毁灭黑暗，为消灭一切丑类的心根，我要坚强忍痛地活着，我们要群力群心，扬起战士的呼声！只要我们战斗的力量尽够了，胜利是不会遥远的。”在重庆的几年，文艺界的朋友们（包括郭沫若在内）对她都很关心、照顾和同情，都称她作大姐。但真正能理解并谅解她的人，还是少数。由于她对事、对人、对己特别认真，凡看不惯、听不惯的总是要加以争辩。因此，便产生风言风语，说她和“文协”所有的人都吵过架，说她不能和人相处，人人都怕她骂，不喜欢同她一道工作，等等。

其实，她只是生性耿直，嫉恶如仇，遇事不会敷衍，不会伪饰，随处无意中流露真实，遇事太认真；无论多么亲近的朋友，或对方是如何有声望、地位，她都不虚与委蛇，不惜为正义冲锋陷阵，穷追苦寻要把真理和正义争回来。她曾批评自己的好友刘海尼：“你是为艺术至上而活着，对妇女工作缺乏热情，因为你自私……要是我，我情愿参加妇女实际斗争，而毫无疑虑地牺牲写作！”在一次“文协”会上，涉及到男女不平等问题，她没有顾忌对方是谁，立刻提出反对意见。事后有个朋友说她这样做不好，她却摇摇头说：“谁轻视妇女，我就不尊重谁！”

她满怀赤子之心，却又孤高自傲，“凡是狐鼠为奸的地方看不得；凡利用名誉来掩饰去沽名钓誉的地方看不得；凡是人们当自己是一朵红花能处处开，损人利己地把好人踩入地窑的行为看不得！”“只得以烧灼的心，忍受挫折；不屈的胆，敢当天地无情！练习着冷眼看人，不放弃我要培养人间正气的目标！我自己是正直的，非正义的我就不为。”这就是白薇的性格。

1945年秋，毛泽东主席从延安到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她知道后，曾经“一百次”地想进城去看望毛主席。但因有人造谣说她“落伍了”、“倒下了”，因此有点胆怯，终未成行。后来，毛主席在周公馆招待妇女界，她喜出望外地被邀出席了。

名界妇女人物，济济一堂，她坐在后排座位上，谨慎又恭敬地仰望毛主席的仪容。她曾听人说毛主席好几次问起她，有一次还错认白杨做白薇。她内心深深感激毛主席的关怀。

散会的时候，忽然有个青年喊了一声。“毛主席，你常问起的白薇就是她。”毛主席回过头来，亲切地握住她的手说：“我常记起你，你和丁玲是我们湖南的女作家……”她听着就流了眼泪，别人说她“倒了”、“算不得作家了”，所以一听说她是作家，她就要哭，她吞咽了热泪，回答着毛主席：“唉！这几年我已经倒下了……”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毛主席更亲切地握住她的手安慰和勉励她：“你没有倒，你在政治上没有倒下，在思想上也没有倒下……”

七

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了上海。仍然贫困病弱，住在朋友家里。

没钱买青菜、买盐，墨水只有几滴，蘸一下，写两三个字，又要蘸。没有表，烧饭要靠着太阳，睡觉要听工厂半夜里的的汽笛声。房里只有一桌一椅一床及一张日本人的榻榻米。因为左腿风湿痛，架一块板子，坐在榻榻米上，写作、读书。食具有一只饭碗，一双筷子，几把羹匙，一只白锅和洋油炉子。饭是坐在榻榻米上吃；吃的东西就放在旁边的锅子里。还有一盏孕美灯，一把破伞和一堆不三不四的破旧衣服。

住的房子和凉亭差不多，热天，前面太阳直晒；冷天，北风从屋后面半截板壁长驱直入，顶上是个北窗，风由天窗灌进来，房里冷得和露宿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