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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胆怯，哪里面对过如此的场景，但见会场坐着一排排黑压压的人群，所有的目光直视着她和背后的小女孩，窘得双颊绯红，紧勾着害羞的脑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倒是许诚的老岳母多些经历，忙走上台为女儿解围，说：“许诚在这里改造，一家人都过得很好，现在乡坝头比那几年好多了，希望许诚好生学习，不要惦念家里，也希望你们好好改造，争取得到政府的宽大。”

第四次在苗下集合，请一位从茶场满刑回家后的一个小伙子讲新生后的生活。小伙子眉清目秀，瘦长的身躯，一双灵活的眼睛，一身崭新的中山装，像是个城里人。他说刚回城时找不到工作，后来托人介绍，在一家供销社当“假巴意思”的采购员，工资三四十元，供销社主任比较信任他，经常派他出差。“假巴意思”几个字很耐人寻味，即还不是真正在册的正式职工，而是作采购工作的临时工。

2月22日，我突然收到远在沈阳的外甥女刘莉苹的来信和寄来的包裹，内有ll00度的近视眼镜，一件绿色绒衣和一本巴金著《大寨行》。她还是一位高中生，在信中勉励我“将来仍能为社会主义而讴歌”。这是我到苗溪后首次收到亲人来信。在劳改队，凡是家属担任公职的，一般都与犯人划清界限，杜绝往来，而没有公职的农民和城市居民，则一般尚存纯朴的亲情，敢于不顾政治牵连，仍与犯人通信或从遥远的山乡不辞辛苦地前来探视。

51一朝出高墙

组织犯人参观社会、了解社会据说是毛泽东倡议的。从l956年起，先是由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展这项工作，被关押多年的战犯首次参观第一汽车制造厂等重点建设项目，看到新社会欣欣向荣，社会秩序井然，都深受感动。此后，各地劳动部门群起效仿，使犯人们大体了解大墙外的社会动态，无疑有着积极意义。

3月26日，一个晴朗的日子，刚吃过早饭，队部陈代富干事突然通知许诚、王祖锡、王清霜和我共7人开小会，说经研究，派我们去成都参观。这次参观的时间较长，要我们做好准备，每人借一套新的劳动衣裤，提前发一个月的零花钱，自己如有存款可取出，也可以给其他犯人带买物品。这事立即在全队传开了，侯明光拿3块钱给我，请我为他代买一副300度的老花镜，夏联松悄悄交给我一封给妻子的私信，嘱我得便时寄出。

我看那封信，写得情深意切，盼妻子好好抚育子女，等待将来团聚。有一段写得特别有趣：“平时我给你写的信都是经过审查的，多半不是真话，你必须从反面理解，如我说这里生活过得很好，就是过得不好；说干部待我们耐心，就是很苛刻；说不要寄食品，就是我们这里经常忍饥挨饿，最好能多带点吃的东西。”“这封信是托某兄从成都私自寄出的，才敢说真话。”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行七人离开豆豆溪，到场部集合。原来这次参观是省公安厅劳改局统一组织的，苗溪茶场共有15个名额。除13队7名外，还有苗上5队的罗次岷、杨卓吾，3队的周裕文，4队的李孝源、易守廉，l4队的唐朝坤，大坪的唐仲文等。其中多系知识分子，易守谦是大学教师，李孝源、周裕文、唐仲文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我被加刑不满一年，显然与他们不同类，但大家毕竟都是犯人，有机会回成都观光，彼此陌生却似乎很熟，目光中交流着欣喜和互相理解。投入改造不久的都脱下囚衣，换上中山装，理了发。罗次岷与我近两年未见面，如他乡遇故知，他的麻脸上溢满笑容，与我热情握手。唐朝坤个子矮，显然已改造多年，像一位老大姐，话特多，有中年妇人的成熟与活力，她无法爬上卡车，是由其他男犯抱上去的，便自嘲说：“天生的矮人，没办法，有劳各位了！”王清霜据说是前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妹妹（一说为如夫人）被关在13队的集训队，属反改造分子一类，一路上沉默是金，落落寡合。

这次带队的是管教股长赵瑞观、朱庆丰、陈代富和其他队一位干事，一位佩戴手铐的武装管理员，他们似乎都放下了平时的威严和杀气，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赵股长坐司机台，其他干事和我们一起坐在露天车厢里。有的干事一边观山望景，一边闲聊，谈芦山的姜庆楼与王晖石棺。王晖在汉代相当于哪一级的官吏呀，《三国演义》说姜维北伐中原，何时到了芦山地界呀，张国焘在芦山建立四川省苏维埃，为什么时间不长呀，等等。干部口中不谈加速改造，实属难得。平时严肃惯了的朱庆丰上车不久便呼呼大睡，直到名山百丈开饭才醒来。

赵瑞观是山西兴县人，是抗日时期的老干部，看上去一表人才，文质彬彬，颇有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