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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啊，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又一个老人附和着。

投入劳改不久的刑事犯们似乎有点幸灾乐祸：“整天说我们反动，是什么社会基础，这些大人物也该尝尝专政的味道。”

大墙内似乎从没有这样热闹，晒坝里，走廊边，公路上，到处是高谈阔论的声音，人们消除顾虑，敞开心扉，这是全民族心花怒放的日子。这儿毕竟是关押犯人的地方，消息姗姗来迟，距逮捕“四人帮”已经半个月了。

管家窝的工棚里，也是人声鼎沸，笑逐颜开。红苕地里，人们一字儿排开，银锄落处，红苕翻出地面，人们弯腰捡起带泥的红苕，扔向一个集中的地方，一边挖苕，一边打趣：“粉碎四人帮，肚皮得解放，我们也该敞开肚皮吃个把月红苕了！”

大约劳动半个小时，红苕已扔了一大堆，需要一部分人把红苕上的泥巴抹掉。抹红苕的人可以蹲着，也可以坐在锄把上。嘴快的廖丰永邀我和年轻的崽娃们围成一圈，便于摆龙门阵。这时，大家都急于说点什么。

“王记者，你见多识广，有何高见？”

“我觉得，这是今年最重要的大事，也许是*以来最了不起的大事，不仅关系党内和上层，可能关系到中国每个平民百姓。”

人们叽叽喳喳，各抒己见，都认为是件大好事，事情有了结果，历史将有转折，真是没想到啊！

“多少年来一直反右，越反越左，如今抓了左派代表人物，该狠狠地反一下左才是。”

“粉碎‘四人帮’，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呢？”

对此，更是议论纷纷。乐观派认为这对专政对象大有好处，甚至应趁此良机宣布大赦或特赦，为受过“四人帮”*的人*；稳健派认为为时尚早，应当再看一看火色，但至少对劳改犯的监管会宽松些。还有人进行历史的类比，说：“斯大林去世不久，就粉碎了贝利亚；毛主席死后不久，就粉碎了‘四人帮’，国家、民族和个人都有了盼头。”

这是个人人感到兴趣又没有风险的话题，最胆小的人也表示：“拥护党中央、华主席搞掉‘四人帮’。”

人们谈兴正浓，忽然队部派人喊我速回，说是要书写粉碎“四人帮”的标语。我匆忙告辞，步履轻快地沿着小路往回走，胸中激荡着滚滚热流。路过机砖厂，看到那里的就业人员个个喜形于色，迎面走来几位熟悉的山民，开玩笑说：“你今天好开心，莫非要调离山沟，回省城当记者了吗？”

还是原班人马。当我在山顶草棚找到余大周时，他正1：3含长长的旱烟管，眯缝着眼睛，吞着浓浓的烟雾，他二话没说，兴冲冲地跟我下山。王警文旋即找来红纸，从容倒墨，用特大号排笔，分头用隶书和美术字写出发自内心的口号：“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等等。

与书写追悼毛主席挽联那压抑的气氛相反，这天的工作是在晾干房里进行的，书写的人高高兴兴，哈哈不断。风干房的侯老头、高老头、李老头都来看热闹，品评书法的笔力与风格，公推余大周的字写得最好。工棚里回来打饭的人也驻足观看，打听消息：“这四个人是何时抓起来的？”这里似乎成了新闻发布中心。其实，我们几个人除了早上广播的内容，什么也不知道。这天，天气晴朗，几朵白云从蓝天中掠过，是山区难得的好天气，陆续收工的人们背回一筐筐红苕，都自动围拢来搭讪几句。

中午，我们都没有回宿舍，自动加班，赶写标语，并在醒目的地方悬挂起来。下午，刚下班的左干事也来到晾干房，和我攀谈粉碎“四人帮”的情况，问我是否注意到报上批判狄克《我们需要自我批判》的文章，他说：“狄克就是张春桥，当时以极左的面孔反对鲁迅。他善于乔装打扮，‘*’中扶摇直上，爬到高位。毛主席曾敲打过他们，他们还不敢过于放肆；如今，这群中山狼，得志更猖狂，竟敢抢班夺权，弄到这样的下场。”左干事的口气倒很平和，毫无矜持之态，我因不了解情况，不便插嘴，只有点头称是。

入夜，各舍房都自发地读报，反复朗读中央的决定。读的人声调铿锵，听的人感到满足。李文富读报声音特大，读得口干舌燥时。未及断句，说了句“华主席……喝开水！”众人愕然，他拿起大茶盅，咕咚咕咚喝了半盅开水，听众不禁哄笑了一阵。队部并未组织座谈，但从大家的脸上不难看出内心的沸热，只有周明智悄悄说了一句：“这华主席胆子好大，怎么把毛主席的婆娘也抓起来了？”

临下学习时，向干事才露面，问我“对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