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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友赵明贤在川大毕业后，发配到青海，先在湟中教中学，后来下放教小学，以后又因攻击*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到公社劳动；改革开放后回到湟中师范任教，在青海教育界名噪一时，后来提前离休回到南京。他比我大三岁，仍是孑然一身，但他处事超然，不慕名利，热爱旅游，每年出门游历一次，每两年回一次成都，都住在我家。他才情依旧，思路敏锐，用电脑打出的信如行云流水，是极精美的文字，如果不是极左的大气候，他的人生之旅何至于此！

四川省作协在1957年揪出7名右派，时称七君子，当初我和其中任何一位都不相识，改革开放后却和其中的石天河、流沙河、白航、白峡、茜子（另外两人是邱漾和储一天）有了交往。石天河给我的信最多，他的书每出一本必送给我一册，可称神交。我和《青衣江》编辑姚枫赴成都请白航和流沙河来雅安讲学，当时沙河的妻子不要他来，他送我们出门后，送给我一部《流沙河诗选》，并低声说：“我一定会来的。”茜子直率地批评我诗作中的缺点，手法陈旧，感情直露。白峡是川报编辑梁学芳的丈夫，我回到成都后的l5年中常来常往，他的真诚、厚道和直率使我受益终生。

那些和我一起熬过漫漫长夜的难友们如今的命运如何呢？

1958年曾与我在省看守所同居一室的长者张正宣仍健在。我离开动力厂到苗溪后，他被调往锄坝河，在那里就业，1979年落实政策回川报，恢复了党籍，安排在文艺部，发表过回忆在上海参加鲁迅葬礼的散文，后来又编《新闻界》。他多次给我来信，鼓励我勤奋创作，并指出写作要有重点，不宜全面开花，我听从了他的教诲，以散文为主攻方向，果然有些收获。我和他儿子也是狱友，不幸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出狱后竟惨遭车祸，过早离开了人世。2003年春节，这位长者曾光临寒舍，谈了大半天。他还关心地问及看守所中1138（王云德）的近况，说，“人才难得呀！”

改革开放后，能联系上的还有广汉的罗永成，他分配在县文化馆，办了一个油印期刊《金雁》，给我寄来几期，要我给他写稿，刊物编得不错。我的男孩出生后，为他寄了照片。一次，他和该馆馆长一起到雅安出差，曾光临寒舍。《青衣江》也发表过他的诗作，在全省少年儿童文学工作会议上还见过一次面。

动力厂的难友们则是慢慢联系上的。

我牢记着罗次氓的单位是宜宾县粮食局，l979年我的右派问题改正后给他去信，他也获改正并重新工作。他给我寄来和妻子一起到南京游历的照片，精神面貌很好，知我已在芦山安家落户，鼓励我当好山乡园丁。把智慧献给孩子们。还告知我周忠涛已回到宜宾，在某厂干技术工作，结了婚。于是，我和周也有几次通信，互寄了新照。我总觉得周的神情有些忧郁，似还没有走出历史的阴影。

1992年夏日的一个傍晚，有人敲门，来客头发灰白，身体发福，热情灼人，见面就问：“我是谁？你还认得出来吗？”我立即惊呼：“刘福祥，你是动力厂的刘福祥！”他笑着说：“我看到《成都晚报》上发表你的文章，亲自到报社打听，终于见到了你，我好高兴啊！”

近20年不曾谋面了，他还是那么热情，爽朗，说话的节奏很快，还有些夸张。他详细叙述了“*”开始后的情况，在试制新型柴油机中他成了技术骨干，与技术室主任郭剑一起，参加过全国性的专业研究会；后来制作大型毛泽东像章，他又成了技术尖子，制出的像章抛光极好，轰动一时。后来，由于“一号通令”，动力厂大批就业人员和犯人去了石棉新康石棉矿，少数人去了荞窝农场。他在石棉矿也大显身手，参加了南桠河大桥的建设工程。*后任该矿技术科长，被*部门安排为县政协委员，退休后来成都在四川社科院的《四川年鉴》任编审。

从此，刘福祥君常到我家造访。他的父亲刘子如先生是爱国*人士，为了恢复其父的名誉，刘福祥四处奔走，终于得到领导部门的认同，在江北县建成纪念刘子如先生的雕塑。

我家迁入新居不久，又有一位身材高大的长者叩门，自称是庞杰，南下老干部，60年代曾在动力厂劳教，在三车间成品库工作，在那时认识了我。庞君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后编入华北野战军，南下时做后勤工作，与韩念龙一起进入成都。后调到阿坝自治州任科长，因对赫鲁晓夫有微词打成“反苏”，补划为“右派”。

他是自己拉着行装到动力厂报到的，没有公安人员押解，动力厂的干部对他也比较关照，未让他参加体力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