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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伙食也办得可以，伙食团的白面馒头随便吃，晚饭后就打篮球，虽远离家乡也不觉寂寞。此间我还给北平的杨树枫女士写过一封短信；表示倾慕和问候，很快收到她的回信，说是在床上卧着写的。在漫天烽火与战乱中还能互通款曲，真是难得的浪漫，这莫非是“遥远的爱”？

1949年元旦，我们一行人到中山陵拜谒被警卫挡住。只见几十辆轿车在陵前停住，走下来的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白崇禧等国民党要员。蒋介石那年63岁，形象有些苍老，披一件黑色斗蓬，戴着白色手套，向人们频频招手，台阶下准备了一副滑杆，大概是供他代步的。他摆了摆手，腰杆笔挺地走上一级级石阶，这大概是他平生最后一次来到这里，面临战场的败绩和各种斗争，此时他的心情一定很复杂……当天下午便广播了他的求和声明，战争显然已经打不下去了。

在这种情势下，上海《新闻报》发表了《政治大学将迁南昌》的报道，迁校风潮由此而起，有主张迁往广州的，有谣传迁往台湾和重庆的。随着蒋介石的引退和李宗仁接受*八项条件。学校当局认为政大此时迁校不合时宜，决定提前放寒假。家在江南的同学可回家度假，其余的组织到杭州旅行，不愿去杭州的则留在南京，由校方保证食宿。

顾校长在孝陵卫学生食堂讲话，他说：“形势发展得很快，共产党已占领长江以北，随时可陈兵浦口，把炮口对准南京。这里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学校受各位家长之托，有保护大家人身安全之责，才作出这个决定。如果和谈成功，大家仍回南京就学，如果和谈不成，再决定迁校，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左右逢源。校方尊重你们的选择，既服从多数，也照顾少数，希望你们在几天内作出决定。”接着，转入一个深层次话题：“目前，中国处在十字路口，青年一代正作出不同的选择，有的选择自由，有的准备迎接解放，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政大的校长，看到自己的学生作出不同的判断，我感到很自豪；只要不是盲从，而是根据自己的理智和思考作出的判断，都应当得到尊重。南京市民天天在批评这个政府，说它贪污*，效率低下，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确，这个政府有许多缺点，但也有一个优点，它还给了人民以有限的自由。若干年以后，他们会发现这有限的可怜的自由也不见了，他们也许会留恋这个政府的……”他又说自己的子女也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他实行*，不强行要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顾毓绣的倾向还是很清楚的。

于是，多数同学参加杭州旅行团，我随即收拾行装。1月29日动身，31日晚抵达杭州车站。留在南京的百余名同学都进城住到校本部，顾校长亲自去看望了他们，并一一握手。

旅行团组织得相当混乱，在火车上人们争抢座位，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也往车厢里拥挤，食物供应不足，每个旅行者都感到十分疲惫而心情沮丧。在杭州，我们寄宿于杭州师范学校，仅有一次有组织的参观活动，参观了杭州纱厂、浙江日报社和浙江大学，其余时间在西湖畔闲逛，拜谒岳王庙和灵隐寺，或到书店站着浏览书籍。包中无钱，电影票也买不起，我们却旁若无人，横冲直撞，活像十足的流亡学生。这样的日子能持续多久呢？

国共两党角逐的形势已十分明显，一方是摇摇欲坠，走向崩溃：一方是声势浩大，咄咄逼人。这样的力量对比是怎样形成的？作为头脑敏锐的知识分子，不能不进行清醒的反思。

我在《新中华》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前途》，文章指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知识分子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绝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时代发展的动力。*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又作了重要调整，不是要他们都参加革命部队，而是要发挥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才能与智慧。知识分子的动向也产生了变化：从前，一些城市的知识分子见到共产党就跑，如今不跑了，平津解放，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留在那里欢迎解放军。当北平形势吃紧时，只有胡适、梅贻琦等极少数名流南下。政大《政风》墙报上曾登过一则花絮，标题是：《顾校长车，梅校长坐》。费孝通、张奚若、陈垣、吴景超等经常在报刊上著文的教授、专家、学者都选择了新社会，这大概就是人心所向吧！

西湖的风景是美丽的，三潭映月，柳浪闻莺，苏堤春晓……我们暂住的杭师范，就坐落在白堤边上。冬末初春的湖水澄洁，狭窄的街道上人流熙熙攘攘，充塞着投机倒把、买卖银元美钞的商贩。我们在这里虚掷时光，无书可读，我买了一套《冰心散文集》、《冰心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