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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苏联为蓝本的。那种“大胆怀疑，小组斗争”的搞法势必造成扩大化和灾难性后果。与此同时，我给不少通讯员写了退稿信，编发了一些小品文，用笔名撰写了不少文章，都蒙范朗签发，月终还表扬我工作做得好。

一个下午，五人小组找我正式谈话，我换了一套崭新的毛料中山装，正襟危坐，从容不迫地回答他们的询问。这天组长伍陵不在，由陈杰、苑庄、翟静之、王文四人主持。陈杰说：“今天找你来．是核实一些问题，望你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以利于弄清真相。”翟静之也一改平常咄咄逼人的气势，提出三个问题：1．你在政大就读期间是否参加了反动党团组织；2．罗梦册组织的“自由*社会主义协会”是什么团体，你和它有何关系？3．解放前夕你组织的“黄河社”是什么社团？我说：“我在肃反运动中一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你们总说我不老实，避重就轻。”王文说：“以你今天谈的为依据。”我便对这三个问题一一进行澄清，详细说明我进政大后就读的短暂时期，政大并未发展反动党团组织，我也不知情；我是罗梦册主办的《主流》的读者，只读过两三期，并未参加该组织，也不认识罗梦册；《黄河》是解放前东北同学拟办的一张壁报，以迎接解放为宗旨，只开了一次筹委会，壁报还没有出就解放了。这三个问题都不复杂，为详细说明其背景和证明人，竟用了半天时间。

四位领导似乎心平气和，王文态度尤为友善，陈杰最后表示：“你的问题就到此为止，你可以走了。”这次谈话后，停止了小组斗争。

1955年国庆前一天，范朗找到鲁南和我，说：“党总支办公室通知，明天你们写一个肃反文件，不要到别处走。”鲁南本是一位肃反积极分子，曾找我谈过话，动员我交待什么，如今他也成了肃反对象，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盯了他一眼，他低头不语。可是临下班时，范朗又对我说：“明天你不必学那个文件了，以后抽时间再学。”这说明我只要不出报社大门，干什么都行。作为一个为缔造新中国而作过贡献的青年干部，竟被剥夺了参加国庆*的权利，和被管制的“特种户口”差不多，这真是绝妙讽刺。

肃反期中，周末和星期天也必须集体活动。有个星期日在人民公园划船，我与蓝青、肖青同划一船，十二目相视（三人均戴眼镜），笑容全无，如同路入。到12月初，肃反已近尾声，王文、范朗、鲁南、杨廷楷和我五人同游昭觉寺，品茗闲聊，还比较轻松，漫步间，王文提议联句，他看到寺内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说：“一棵大树冲上天”，我见周围有三个高烟囱，只有两个冒着浓烟，便接着说：“三个烟囱两冒烟”，鲁南接着朗声说：“四周尽是国有地”。上了公交车，联句戛然而止。到大陆春餐馆坐定后，王文要了酒菜，大家举杯共饮。范朗忽然心血来潮，笑日：“我有了最后一句：五杯老酒一齐干。”这天由王文请客，尽欢而散。

在编委和五人小组成员中，四十多岁的王文资格老，性情随和，说话平易，有人情味，从不摆领导架子，想不到这位老革命在1957年竟因欣赏刘宾雁的报告文学《本报内部消息》中的马文元而被划为右派分子。

报社的肃反是悄悄结束的，无人作这方面的总结，只是说出大门无需请假了。周末傍晚，我走到春熙路，见街头行人如常，有一种恍如隔世的自由之感，终于解脱了。走进耀华餐厅，要了一客西餐，慢慢咀嚼肃反运动的酸甜苦涩。这半年像是一场恶梦。我逐渐懂得人情世故，有的人平时嘴上蜜蜜甜，心里藏着锯锯镰，一旦咬人，六亲不认，比豺狼更可怕；但在阴霾中也有淡淡曙光，给人以些许温暖和慰藉。

此时，党总支办公室举行理论学习升级考试，自愿报名，及格者可升人中级组。我长期任理论编辑，阅读马列著作不少，欣然报名。那晚在俱乐部进行笔试，所考内容均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常识，无须思索，一挥而就，第一个交卷，发榜时名列榜首，得95分，半年来似隐姓埋名无人理睬的我终于扬眉吐了一口气。

范朗他调，王石泉回来了。此人不阴不阳，似乎忘掉了几个月来残酷斗争的往事，照旧当他的组长；因肃反中表现积极，更为趾高气扬，似乎在政治砝码中增添了重量。五人小组组长伍陵曾找我谈心，说：“风波已过去了。你是个好同志，继续努力为党工作。其实，你所受到的冲击也算不了什么；延安整风时，我被当作特务轮番批斗，上厕所都有人跟着，那个阵势才厉害呢！”

我猛然醒悟，党内肃反扩大化是有历史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