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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喜悦和宽松。有人想到打牙祭、写家信、演节目。我刚完成一首歌颂“社教”的长诗准备在晚会上朗诵，12月31E1中午，队部忽然通知彭义怀、张福权、何利荣和我马上收拾行装，并派人押解我们乘卡车去芦山。天意冥冥，深不可测，人间祸福，殊难意料，谁知何种命运在等待我们呢？

豆豆溪和往常一样静静地流着，这股从宝兴河分出的暗流（阴河）透过千岩万隙从龙洞冒出地面，经磨房沟逶迤折向南流至管家窝，背靠莽莽群山，面对起伏丘陵。我刚熟悉了此地并产生相知感，今天又要道别。当卡车开到场部时，正赶上集训队出工，队列中有人高喊再见，我们微笑着向难友招手。

38再进看守所

告别成都省看守所五年多以后，如今又进芦山县看守所，真所谓“二进宫”了。

卡车一直开进县人民委员会大院，看守所在公安局内。我们在看守所门前等了很久，身材瘦小的王所长才来开门，引我们进了4号监房。刚见面他就把我们训斥了一通：“你们是劳改中又犯了罪来接受处理的，都是些老油子，再不规矩老实，只有给你们取重！”

这里在解放前是芦山县监狱，围墙特厚，上面可以行人，武装日夜在上面值班巡逻。监房是陈旧不堪的老屋，各监房有木板相隔，稀牙露缝的，不仅可听到彼此的说话声和叹息声，还能依稀看到对方的身影。木板统铺倒牢实，床面光滑，稻草都没有一根，冬天住在这样的牢房里是何等寒冷！

我环顾这狭长的小院，除了厕所，只有五个监房，关押不过十余人，显得寂静清冷。住在隔壁的是一位身材修长、面目和善的中年入，后来得知他竟是县公安局长。

对着监门的墙上，贴着严格而繁琐的所规：不准高声喧哗，不准唱歌，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串通案情……进门要喊报告，出门也要喊报告，上厕所要报告，出厕所又得报告，报告之声不绝于耳。凡政府干部，一律称管理员，所长是行政管理员，士兵是武装管理员。更恼人的是操饿工，每日两餐共7两。在苗溪每月36斤，一下子降到21斤，整天饥肠辘辘，连白开水也喝不到，睡到半夜就饿醒了。

1965年元旦，我们是在饥饿难耐中度过的，互相交流案情，猜测从重还是从轻。我说：“恐怕要做两手准备，审讯时要为自己辩解，争取从轻；但刀把子不在我们手里，也要做从重的思想准备，判得轻是斗争取胜，判得重就坚定信心抗战到底。”彭义怀说：“大丈夫以四海为家，多判几年有什么了不起，这里不过是个客栈，结了案还是要回苗溪。”大家都点头称是。

翌日，彭义怀、张福全出去劳动，监内只剩下何利荣和我。何是诈骗犯，集训时交往不多，如今命运相通，晚上又钻一个被窝抵御寒冷，便找些话搭讪。

床铺上有张绘有世界革命形势图的《新生报》，老何一边看报，一边发表感想：“你看苏联是好大一个国家，如今也不和我们友好了。我们在国内流窜，总难逃出如来佛的手心，如到了老大哥那里就万无一失了。将来如有机会，我们一起走得远远的。在这边，我有求生的办法；到那边，就靠你老兄了。”我摆摆手，沉默着。凭感觉，我怀疑他的可靠与真诚。目前也不是说这类事的时候。

伫立墙头的武装突然大喝一声，把我俩喊出去：“你们鬼鬼祟祟地密谈些什么？”

“没有谈什么。”何吞吞吐吐地回答。

“真的什么也没谈吗？”他又转问我。

“我们谈的是国际形势，《新生报》上说越南打落了美国飞机，形势很好。”

双方对峙了一阵，那红脸小伙子又训斥道：“你们要认真反省，不准讲悄悄话。”

没过好久，隔壁的公安局长报告解溲，声音较低，又被这红脸小伙子训了一顿：

“宋天成。你给我站好。”

“是。”宋天成取立正姿式答应着。

“为什么不大声报告，还在摆局长架子吗？老实告诉你，如今你是我们专政的对象，喊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明白吗？”

宋低头不语，沉默是最有力的抗议。

彭义怀、张福全等收工回来，便介绍说，目前正在修建新的看守所，他们当解料工，老乡和其他在押犯对他们都很好，又说：“宋天成是南下干部，解放初就任公安局长，人很能干，参加过全国第一次公安工作会议，不知为什么过不了‘社教’关，如今被隔离审查。”

宋天成有许多事想不通，或觉前程未卜，经常唉声叹气，情绪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