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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天国赤胆忠心，但是不仅在世时被洪秀全怀疑，到了死后仍然被后人怀疑。这个“忠”字封号，对他来说，不知道是一种安慰，还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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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结语

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直接敌对的双方是曾国藩和洪秀全，其实从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长远角度来看，他们两个人并不是敌对双方，而是共同组成了一个开端。艰难的开端。

让我们走过太平天国的历史，去看看中华民族日后的艰难历程和不懈努力。

太平天国起义历时十余年，转战大半个中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战争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了杀戮、破坏和灾难。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也是当时湘军的重要将领，他在晚年曾总结自己的一生是“挥金如土，杀人如麻”。曾国荃如此，曾国藩当然更是如此，其他如李鸿章、胡林翼、左宗棠等人也是如此；再仔细想想，杨秀清、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太平天国将领又何尝不是如此？无论是谁正义谁不正义，战争本身总是血腥和丑恶的，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救国之路，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国当然也是其中一部分。他们代表和表达的是农民阶级对中国落后现状的不满和由此而做出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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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

知识分子的头脑当中总是幻想多于实际。果真如此，其实就连公车上书这件事，大部分也是出自康有为等人的幻想，而非实际行动。

公车上书对于康有为，对于整个国家，都只是一个开始，但却为整个变法事件定下了基调：书生救国。

所谓公车，原意是指官方的公共交通工具。据说汉朝时候，凡是在地方上的读书人如果学识渊博或者品德高尚，就可以被征举做官，这些读书人都要进京参加考核，他们可以享受一项国家提供的福利，就是在进京过程中乘坐官方提供的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后来，公车”就成了指代封建社会里要进京赶考的读书人。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当中将产生国家未来的栋梁，所以他们的思想言论对国家政策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光绪帝下旨批准《马关条约》后，在北京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各省应试举子…也就是公车们…集体上书光绪帝，反对签订条约的事件。史称公车上书。根据传统的历史学教材所载：1895年春，乙未科会试在北京考完，等待发榜。3月20日，《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们群情激愤，台湾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

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会议，随后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于都察院门前请代奏。这些人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上书被清政府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康有为等号召“变法图强”，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等，开始维新运动，史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虽然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和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救亡图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请注意，这里的公车上书事件是康有为在自己所写的《公车上书记》所叙述的事件版本，传统历史教材也是根据他的这本书来对整个事件进行描述。在这个叙述里，康有为对自己的描述，俨然是一个执社会舆论之牛耳的在野政治领袖。实际上当时的确有过上书事件，但是绝对不是以康梁二人为核心的。关于公车上书，史学家姜明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语对枯棋》中详细论证了康有为自称的这件事其实相当可疑。史称的“公车上书”，大多是根据康自己的《公车上书记》一文为本的，但当年5月24日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序中说，5月2日那天，公车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作者又考证了翁同龢当日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证明那天肯定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

再根据宫廷档案，同样证明“上书被拒”之不存在。当时上书反对签定条约的远不止公车们，先是大批现职官员从4月14日就开始接连上奏，4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大批举人上书，仅5月2日那天，就接到七省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