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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了，你身体还好吧？”章士钊十分激动，连声说：“好，好，还好！”便问毛泽东：“你担负这么大的责任，身体也好吧？”毛泽东笑着说：“还过得去，现在条件比过去好了，身体也没什么毛病了。”

坐下后，毛泽东深情地回忆起20多年前的往事，就1920年为解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旅费之事向章士钊表示感谢。原来，1920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到达上海后，出国经费发生困难，毛泽东便找到了正在上海的湖南老乡章士钊，向他求援。章士钊十分同情他们，即向上海工商界名流募捐了一笔款项，解决了这些年轻人赴法留学的经费。多年来，毛泽东一直铭记在心，重庆谈判时见到章士钊提过此事，现在再次提起，表示感谢。毛泽东说：“共产党不会忘记为他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新中国成立后，我一定会还给你。”

接着，毛泽东向章士钊通报了共产党关于和谈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希望他为国内和平作出贡献。章士钊表示一定尽力。随后，毛泽东留章士钊吃了饭。

第二天，章士钊离开西柏坡，毛泽东又亲自前来送行，并拿出一封给李宗仁的亲笔信，托他转交。从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的身上，章士钊感到了共产党人朴实无华和真诚待人的品格，这些，都使章士钊内心深受感动，暗暗下定决心，为国共两党和谈的成功作出最大的努力。

2月24日，章士钊离开北平返回南京，通过他们的北平之行，进一步了解了中共的和平诚意与原则立场，为两党的正式谈判铺平了道路。

4月1日，以张治中为团长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从南京飞抵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正式和谈。章士钊作为代表团的六位代表之一，第二次来到了北平。

为了推动谈判的进程，正式谈判之前，毛泽东分别与代表团成员进行个别商谈。

4月8日，毛泽东会见张治中。4月9日，毛泽东会见章士钊与邵力子。在会见他们两人时，毛泽东再次阐述中共对和平的诚意与原则立场。对一些具体问题，章士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蒋介石现已下台，战犯的名字，是否可以不列入条文？”毛泽东当即表示：为了减少谈判代表的困难，可以不将战犯的名字列入条文。并提出，和谈方案应由中共方面先拟出，再正式谈判。章士钊表示赞同。

毛泽东在与代表团成员的单独会见中，通过开诚布公的晤谈，原有的一些差距慢慢缩小，在一些大的问题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为正式开始的谈判扫清了障碍。

正式谈判从4月13日晚9时开始，通过两天的艰苦谈判，到4月15日晚，终于通过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谈判陷于破裂。章士钊对此十分痛心，他与邵力子联名写信给李宗仁，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的骗局。同时，他还以个人的名义，在报上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的战争罪行。

国共和谈破裂后，南京政府派飞机来接代表回去。这时，中国共产党方面考虑到，南京代表与中共谈判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违背了蒋介石的意志，回南京后，必为蒋所不容，因此，想让他们留下。为此，周恩来亲自到六国饭店代表团驻地挽留，周恩来恳切地说：“无论你们回南京、上海和广州，国民党特务是不会有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们了。”周恩来情真辞切，令代表们十分感动，章士钊与邵力子当即表示不回去，在他们带动下，其他代表也同意留下。当南京政府的飞机来接他们时，代表团成员无一人回去。

章士钊留在了北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从事和平解放的工作，从此，

他的人生历史，也就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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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代表章士钊（3）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他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并担任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他闻鸡起舞，全心全意服务于新中国，为国家的建设事业而忘我工作。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章士钊始终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从50年代起，他就经常奔走于北京、香港之间，利用滞留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沟通与台湾的关系，做了很多有益于国家统一的工作。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任务后，章士钊更是深受鼓舞，他主动向周恩来请缨去香港，找过去的一些旧关系，做蒋介石的工作，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