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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命运的作用的观念是不相符的。关于历史大事件依赖于杰出人物——“历史的创造者”的意志的观念，对爱因斯坦来说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创造者——类似的想法，如像关于自己和自己在科学上以及历史上的作用的一般想法，在爱因斯坦的头脑中从未产生过。

对此还应当补充一点，对所有熟悉核能方面工作史的人来说，致罗斯福的信是不能同“我揿丁按纽”的说法相提并论的。这件事并不是爱因斯坦在1945年以及后来的年代里所感到的深刻悲剧的原因。

爱因斯坦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思想家——属于隐士还是历史事件的积极参与者？有人把爱因斯坦与新时代的两个哲学家作了对比。其中一个是斯宾诺莎，他从来不和掌权的人们交往，决不依靠他们，他给自己选择了琢磨金刚石的职业，以便使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妨碍他孤独的思考。第二个是莱布尼茨，国王们的顾问，无数政治和行政的方案的制订者，他个人的书信遗产就有15000封。

爱因斯坦在爱好方面接近于斯宾诺莎。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工人、手艺人、灯塔看守人的职业乃是思想家理想的社会地位。并且，他长期拒绝干预周围人们的生活，拒绝发表公开演说，拒绝积极地影响大学里、城市中、国内和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科学、纯粹的科学才是他的使命、理想和职务。

然而，在自然科学家中任何一个人也不像爱因斯坦那样，以如此大的精力如此有效地干预过世事。这不仅是在1939年，而差不多早在25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了；随后，在荣誉突袭而来的年代，在旅行的时候，在同纳粹主义的斗争中，——总之，在一生中，爱因斯坦在日益增长的程度上更多地研究世界上的事务。

诚然，任何人——爱因斯坦比所有的人更——不能认为，后来的种种事件取决于爱因斯坦的活动。爱因斯坦在呈交给罗斯福的信件上签字并不是打开潘朵拉盒子的钥匙。但是，爱因斯坦的参与，尽管是最低限度的参预组织分裂铀的实验工作，以及他后来为反对把原子弹用于战争的非常积极的斗争，却是时代的突出的表征。不仅因为爱因斯坦发现了质能关系式，相对论在当时已成了某种远离人们生活、兴趣和希望的东西的象征。同时，它又是最激动公众兴趣需要的对象。现在，直觉地确信爱因斯坦的观念不仅在理论上重要，这一点开始得到证实。人类已接近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因为科学成了人类最光明的希望和最阴森的忧虑的根源。现在，拒绝积极干预就等于背叛科学：科学的存在，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和正确性要求人们的希望得到证实，而忧虑得以消除。

原子弹悲剧只是最痛苦地反映了爱因斯坦很久以来就为之苦恼的事。他对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罪恶都具有一种个人的责任感，因而特别深刻地体验到非理性地和破坏性地利用理性成就所造成的许多世纪的大悲剧。人类的理性在自然界中寻找和谐，并按其内在倾向把社会引向和谐，引向社会生活的合理组织。但在对抗性社会里，理性的果实可能被毒化，而且每一种科学思想、世界内在理性的每一种发现都可能成为非理性势力的武器。爱因斯坦坚持认为自己并非相对论的创立者，一般地说，他的思想体系是排斥这种自我鉴定的。同人类集体科研成果的融合、对整个科学所负的责任感，使科学创作的漫长悲剧的新的一幕变得对爱因斯坦来说是如此的沉痛。然而，这一沉重感并没有动摇爱因斯坦对人类能够消除原子战争的危险并把科学成果用于创造的信心。原子能本身并不威胁人类，新的自然力的滥用才威胁人类。

1945年秋天，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向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斯温发表谈话说：“原子能的释放并没有产生新的问题。它只不过使得一个现存的问题更加迫切地需要解决。人们可以说，它是在量上而不是在质上影响了我们。只要各个主权国家具有很大的权力，战争就不可避免。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知道战争会在什么时候到来，而只是意味着战争一定会到来。这甚至在原子弹制成之前也是正确的。所改变的只是战争的破坏性。

“我不相信文明会因在战争中使用了原子弹而毁灭掉。也许地球上有三分之二的人会死亡。但还会留下足够有思想的人和足够的书籍能使我们从头开始重建文明。

……

“至于什么时候原子能可用于和平的、建设性的目的，还不可能作出任何估计。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如何利用相当大量的铀。小量铀的应用，比如说用于开动汽车或者飞机，目前还远不可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