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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米沙流露出一种无法解释的怜爱，这可能是对另一个人的眷恋的反映。他不断地送给米沙一些东西。为了此事，一到大站他就要跑到头等车的旅客候车室去，那里有书摊，还出售各种玩具和当地的纪念品。

他一边不停地喝酒，一边抱怨说已经有两个多月不能睡觉了，只要酒意一消，哪怕是一会儿工夫，就得忍受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痛苦。

直到结束生命前的最后～分钟，他还跑到车厢里来，抓住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的手，想要说什么，但又没能说出口，然后就跑到车门口的平台上，从车上跳了下去。

米沙翻看着小木箱里一套乌拉尔的矿石标本，这是死者最后送给他的。忽然，周围的一切都震动起来，在另一条轨道上驶来了一辆检道车。从那车上跳下来一个制帽上缀着帽徽的侦查员、一位医生和两名警察。传来了打着官腔谈公事的说话声，提出了几个问题并且做了笔录。几个乘务员和两名警察沿着路基往上拖尸体，脚下还不住地在沙土上打滑。不知是哪一个农妇放声哭了起来。乘客被请回车厢，拉响了汽笛。列车开动了。

“又是那个讨厌的家伙！”尼卡恶狠狠地想着，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客人的说话声越来越近，已经没有退路了。卧室里放了两张床，一张是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的，另一张是尼卡的。尼卡没怎么考虑就钻到第二张床底下。

他听见人们在找他，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喊他，对他不在觉得奇怪。过后，他们就到卧室来了。

“唉，有什么办法，”韦杰尼亚平说道，“进去吧，尤拉，也许一会儿就能找到你的同伴，那时再一块玩吧。”他们谈了一会儿彼得堡和莫斯科大学生的骚动，让尼卡在这个荒唐而丢脸的藏身之处受困二十分钟。最后，他们终于到凉台上去了。尼卡轻轻地打开窗户，跳了出去，走进花园。

今天他觉得很不舒服，前一天夜里没有睡觉。尼卡已经年满十三岁，他感到烦恼的是还被人当成小孩子看待。他整整一夜没有睡，黎明时从厢房走了出来。太阳已经升起，在花园的地面上洒下露水沾湿的斑驳的长长的树影。影子并不阴暗，而是深灰色的，像湿毛毯一样。清晨沁人心脾的芳香，似乎就从这片湿润的土地上升起，树影中间透出条条光线，仿佛女孩子纤细的手指一般。

突然有一条水银似的带子，像草尖上的露珠一样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流过。它不停地流过去，也不向土里渗透。骤然间这带子猛地弯向一边，消失不见了。原来是条赤练蛇。尼卡打了一个冷战。

他是个很奇特的孩子，兴奋的时候就大声地自言自语。他仿效母亲，也喜欢高谈阔论，追求一些怪僻的想法。

“活在世界上真是美妙！”他心中在想，“不过为什么又要常常为此而痛苦呢？当然，上帝是存在的。不过，上帝要是存在的话，他就是我。现在我就给这白杨下命令。”他朝一棵从树梢到树干都在微微颤动的白杨看了一眼（这棵树德湿、发亮的叶子仿佛是用马口铁剪成的），这么想着，“我这就给它下命令。”他像发疯似的用全力克制自己不发出声音，却用整个身心和全部血肉祝祷着，想象着：“你给我停止！”杨树立刻顺从地一动木动了。尼卡高兴得笑起来，接着就跑下河里游泳去了。

他的父亲杰缅季·杜多罗夫是个恐怖主义分子，曾被判处续刑，后来蒙沙皇特赦才改服苦役。他母亲是出身于格鲁吉亚的埃里斯托夫家族的郡主，是个性情乖张但还很年轻貌美的女人，总是醉心于某些事情，比如同情暴动和反抗分子，主张极端的学说，吹捧著名的演员和帮助可怜的失意人，等等。

她宠爱尼卡，把他的名字变幻出一连串毫无意义的、温存而又傻气的呢称，像什么“伊诺切克”或“诺亲卡”之类，把他带到梯弗里斯给亲戚们看。在那里，最使他惊奇的是院子里的一棵枝叶繁茂的树。那是一棵粗壮的热带巨树。它那大象耳朵一般的叶子遮住了南方的灼热的晴空。尼卡无论如何也不习惯于认为这是一棵树，是一种植物，而不是动物。

让孩子使用父亲的可怕的姓名是要担风险的，所以伊万·伊万诺维奇征得尼娜·加拉克季奥诺夫娜的同意，准备上书沙皇陛下允许尼卡改用母亲的姓氏。

就在他躲在床上对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感到愤想不平的时候，其中也想到了这件事。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算个什么人，怎么能这样过分地干涉他的事？等着看他会怎样教训他们吧！

还有那个娜佳！难道因为她十五岁，就可以翘鼻子，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和他讲话吗？瞧着吧，要给她点厉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