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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鹤零丁（4）

常熟（翁同）奸滑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宁（孙毓汶），与合肥（李鸿章）可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刻与其共事，几于无日不应公事争执。

岂堂堂中国，其欲送之合肥、常熟二子手也。荣禄的话，显然带有他对翁同的个人成见，但也从一种侧面显示出当时高层官员对翁的看法。而“清流”前辈，此时闲赋在福州老家的陈宝琛，也在一首题为《感春》的诗中，含蓄地批评道：

一春无日可开眉，未及飞红已暗悲。

雨甚犹思吹笛验，风来始悔树幡连。

蜂衙撩乱声无准，鸟使逡巡事可知。

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

四

翁同无疑是爱国者。但在当时，最保守最迂阔的顽固派，其内心深处难道不也是充满忠君爱国情结的吗？至1894年年底，朝廷对军事局势已陷绝望，决定派张荫桓、邵友廉赴日议和。12月28日，“后清流”健将、御史安维峻不顾个人安危，上疏请诛李鸿章。奏称：

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以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贼之来，以实其言。

又说市井传闻“和议出自皇太后旨意，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这篇奏疏攻击李鸿章，内容虽然多不切实，但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对李误国的强烈不满。尤其把锋芒直指慈禧太后，说出了政界最为忌讳的内幕，堪称“后清流”的绝唱。但细想，又属与事无益，大可不必。但比翁同的另一位门生，吏部侍郎汪鸣銮攻击“西后于穆宗则为生母，于皇上则为先帝之遗妾耳，天子无以妾母为母哉”的立论总算高明。安维峻的这番高论，使得怯懦的皇帝感到震骇和忧惧，决定将他拿交刑部治罪，经翁同极力劝说，改为革职发军台效力。据说恭亲王奕当日病假，不在军机。假满入值，指斥同人说：“此等奏折，归档了事，何必理他？诸公是否欲成此人之名？”而安维峻确也载名而去，“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著名镖师，北京源顺镖局掌柜大刀王五还亲自为他护驾，陪同前往戍所张家口，“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聘主讲抡才书院”。可见清议的社会声望和市场价格——刚直与爱国也是可以名利双收的。　翁同此时百感交集，又无能为力，恰好次日家中所畜一鹤飞失，特仿后汉戴良《失父零丁》帖，作《失鹤零丁》。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事简，闲步东院，一鹤既去，因作零丁帖求之。得于海岱门外人家，白金八两赎归。”　曾朴小说《孽海花》第二十五回，说章直蜚、闻韵高（即张謇、文廷式）　“出了十刹海酒楼，同上了车，一路向东城而来，才过了东单牌楼，下了甬道，正想进二条胡同的口子，……忽望见口子外，团团围着一群人，都仰着头向墙上看，只认做厅的告示，不经意的微微回着头，陡觉得那告示有些特别，不是楷书，是隶书，忙叫赶车儿勒住车缰，定睛一认，只见那纸上横写着四个大字：‘失鹤零丁’。”讲的就是这事。书中还收录了“失鹤零丁”的文字：敬白诸君行路者，敢告我昨得奇梦。梦见东天起长虹，长虹绕屋变黑蛇，口吞我鹤甘如蔗，醒来风狂吼猛虎，鹤篱吹倒鹤飞去。失鹤应梦疑不祥，凝望辽东心惨伤！诸君如能代寻访，访着我当赠金偿。请为诸君说鹤状：我鹤蹁跹白逾雪，玄裳丹顶脚三截。请复重陈其身躯：比天鹅略大，比鸵鸟不如，立时连头三尺余。请复重陈其神气：昂头侧目睨云际，俯视群鸡如蚂蚁，九皋清唳触天忌。诸君如能还我鹤，白金十两无扣剥；倘若知风报消息，半数相酬休嫌薄。无疑，翁同在文中流露出他对辽东战场清军失利的关切，但这毕竟是访鹤的游戏文字，以翁同地位之尊，在国势危急之际，不在军机处谋划补救，却用街头大字报的形式来抒发情感，还是太戏剧化了些。所以《孽海花》中的闻韵高叹道：“当此内忧外患接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