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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时金阶白玉堂（3）

三

政治史研究中另一个更易被人忽略的环节，是政治行为的运作过程。　每一个政治决策的制定和实施，除了有政治家公开发表的言论和实施的行动外，更有大量的幕后谋划和交易，有各种各样的幕僚、文秘人员的参预策划。研究清朝枢垣，也就不能不关注军机章京的行动。所谓“军机章京”，就是军机处的秘书。起初章京无定额，由内阁中书等官员中选调。自嘉庆四年（1799年）起，定军机章京为满汉各两班，每班八人，共三十二人，从内阁、各部院衙门调派中书、司员、笔帖式等中下层干部兼差。各班设领班、帮领班章京各一员，满语称“达拉密”、　“帮达拉密”。以后，还增设额外章京一二员。平时，满汉章京各分两班轮流值日，每班值两日。办公地点，就在军机处值庐正南面紧挨着隆宗门右侧红墙的五间悬山顶的小屋。因此也有人用“南屋”来代称军机章京。军机章京的职责为处理档案，撰拟文书。乾隆年间，开始起草谕旨。虽官品不高，但接近天子，参与机要，故被人称作“小军机”，还享有挂朝珠、穿貂褂、用全红帽罩等特殊待遇。大臣称军机章京为“某老爷”。每天清晨，皇帝看完各项奏折题本，以指甲做出暗记，军机大臣入对时一一面授旨意，或明发，或廷寄，当面交办，军机再命章京分别拟旨。寻常请安的奏折，皆由章京代拟“朕安”的书；明发的上谕，经由内阁部院层层下达，还刊于邸报；廷寄的上谕，则由章京判明其缓急程度，用三百里至八百里不同速度驿递。章京拟旨，若蒙褒奖，则声誉腾播，往往得越级迁升。同治初年著名的“八顾命大臣”中，穆荫、焦瀛二人，皆由章京超擢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被视作不次之遇。戊戌变法时，光绪采纳康有为的建议：“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之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旋授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为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亦为时人侧目。至于做过军机章京，以后又累官而至军机大臣的，则有彭蕴章、陈孚恩、钱应溥、许庚身、徐用仪等二十多人。他们被称为“红章京”。也有些章京，反应迟缓，旬日无一事交办，为同列讥笑，被唤作“黑章京”。当年纪晓岚作嘲章京诗，称前者流水是车龙是马，主人如虎仆如狐，昂然直到军机处，笑问中堂到也无？又易数字，形容后者为篾篓作车驴作马，主人如鼠仆如猪，悄然溜到军机处，低问中堂到也无？　虽是戏谑，却将两类人物，勾画得栩栩如生。曾经做过军机章京的梁章钜，在《枢垣记略》一书里记录了从雍正九年至光绪元年144年间汉军机章京365人的姓名籍贯，以及入值的时间。这是非常宝贵的史料。我据此作了一个统计，发现章京的籍贯虽然涵盖了十八行省，但江浙占据了％，倘若再加上安徽江西二省籍，则两江所辖范围加浙江四省，竟包揽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二。选择章京主要考虑是否能干，并不考虑地区平衡。这个有趣的数据充分显示了华东地区人杰地灵，中层京官在中枢机构脱颖而出，并成为实际主持业务操作的骨干，这种情况，过去人们也是极少留意的。

清朝官员的自备交通工具多为骡车。那时没有识别牌照，靠车灯显示不同的身份。部院官各书其衙门，用红黑字相间的剪纸贴在车灯上。京堂以上剪纸为方胜如意，南书房、上书房的翰林用书套之式，而军机章京，则为葫芦式，寓缄口之意。缄口的背后，自然是政坛秘密。今人研究　1860年北京政变所用的重要史料“热河密札”，大多数皆是随驾前往承德的某军机章京，与留京的同僚朱学勤的通信。信中详细叙述了西太后、恭亲王等人与肃顺为首的“八顾命”之间的尖锐矛盾，是从热河传向北京的极有价